1946年，卡特从海军学院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在82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59名。同年7月，他休假回故乡普兰斯，同佐治亚西南大学一年级学生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卡特结婚。婚后一起回海军，罗莎琳当了随军家属。卡特不久就到战列舰上服役，完成了必须完成的两年水面舰只勤务。

1948年，卡特转入潜艇部队，先去康涅狄格州的潜艇学校学习半年，同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服役。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这艘潜艇一直在太平洋海域执勤，还曾在1949年初从香港向北巡弋到青岛，数次在中国沿海港口停泊。卡特的军衔也被晋升至中尉。

20世纪50年代，海军上校海曼·乔治·里科弗（美国核潜艇的创始人）选中卡特，让他前往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联合学院，攻读反应堆技术与核物理研究生课程，毕业后在美国第二艘（一说第一艘）核潜艇“海狼号”预服役期间供职于该潜艇。

1953年，卡特回到家乡，探望即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在与众人一起向老卡特告别时，卡特意识到父亲已经是“社区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已经与各种各样交织在一起的利益和责任融为一体了，他还是州立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自此之后，卡特决定以父亲为榜样，以平民身份投身于公益事业，以此来度过后半生。

不久之后，卡特不顾罗莎琳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选择从海军退役，回到农村发展。在返回普兰斯后，卡特首先重操旧业种花生，然后又经商买卖化肥。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向内行人求教，使自己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卡特农场已拥有土地3100英亩，资产总值100万美元。卡特本人也成了普兰斯镇和萨姆斯特县的知名人物。

除经营活动外，卡特在家乡，还关心、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他广泛地与群众接触，曾担任普兰斯镇上唯一的民间组织——雄狮俱乐部的总干事。后来又担任普兰斯开发公司总裁、萨姆斯特县学校董事和佐治亚州作物改进协会负责人等职，逐渐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还当过基督教南方浸礼宗执事、主日学校教师。

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是违背宪法的，南方各州的种族主义分子大为不满，不断闹事。普兰斯的种族主义分子成立了“白人公民委员会”，他们想拉卡特入会。卡特因从小受母亲影响而同情黑人，后来又受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认为宗教和政治两者可以成功地结合起来。所以他拒绝参加该会，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报复。他们抵制买卡特的化肥和其他商品，给他的企业带来一些困难，但卡特却因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特别是黑人群众的支持。这对他后来的政治活动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在普兰斯镇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尖锐斗争中，卡特对政治愈发有了兴趣。1962年，佐治亚州参议院刚好新增一个州参议员名额，应在普兰斯镇地区选举产生。他决定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竞选。但在初选中，由于党内另一派的营私舞弊，卡特难以被提名。在第一次参加竞选受挫后，他决心到法庭上去斗争。卡特的顽强意志得到了佐治亚州民主党主席富卡的同情。在富卡的支持下，卡特终于获得党内提名，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卡特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赢得了州参议院中的席位，并在1964年的选举中连选连任。

1966年，正当卡特准备竞选国会议员时，佐治亚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因病退出竞选。出于党派考虑，卡特不愿让共和党人占据该州州长职位，于是决定竞选州长。由于根基不深，又匆忙上阵，结果这次卡特遭遇了失败。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及时总结教训，在初选失利的一个月后就开始为1970年的州长选举作准备。当地民主党内另一个州长候选人卡尔·桑德斯比卡特更有钱有势，又是前任州长。许多人担心卡特不是桑德斯的对手，都劝他竞选副州长。但卡特毫不动摇，且看准了桑德斯不接近普通群众的弱点，更加积极地为竞选作准备。他自称是“小小老百姓”的代言人，到处演讲。四年内，他在州内发表了1800多次演说，与罗莎琳同60多万人握过手，他的“平民主义”姿态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在1970年的州长选举中，被称为“乡下佬”的卡特终于先在民主党内击败了桑德斯，又打垮了共和党对手、新闻广播员哈尔·修特，取得了选举的胜利。1971年1月12日，卡特宣誓就任佐治亚州的第76届州长。

卡特就任州长后，每天早晨七点一刻就上班，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我坦率地对你们说，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上台第一天，卡特就宣布要在本州废除种族歧视，起用黑人参政，并把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像高悬在州议会大厦内，以此树立他的“公平”形象。第二件事是在州内精简机构，废除了300个左右的司、局和委员会，把原来州政府的65个机构缩编为22个，建立了一种“以零为开端”的预算方法，以节约政府开支，提高办事效率。第三件事是整顿财政制度，规定凡是需要经费的单位，一律重新申请并由政府重新加以审核，政府认为开支不当时可拒绝批准。以后，他又采取了许多保护环境和加强法制的措施。这一系列做法，为卡特树立了“最有成就的州长”的形象。

在担任州长期间，卡特开始接触到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当时属意于白宫的一些政治风云人物，并逐渐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旗鼓相当，虽不比他们强，但也不比他们差”。从1972年起，他就开始把眼光落在1976年的总统选举上。他利用州长职位的便利，筹组竞选班子，策划竞选谋略。据说他曾制订了一个长达70页的竞选计划。1973年，卡特参加了由洛克菲勒财团主持的“三边委员会”，与该财团的重要人员戴维·洛克菲勒等建立了联系。后来卡特的总统竞选，就得到了以东部和南部权势集团为轴心的美国金融企业界巨头的有力支持。

1974年12月12日，卡特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资格的演说，题为《为了美国的第三世纪，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当时许多美国人还不知道“吉米”是谁。所以当时有些关注美国政治的人认为他不过是自抬身价，或是虚张声势，意在当副总统。然而，卡特脚踏实地，提出了不少针对时弊的口号。例如他乘“水门事件”后政府威信扫地之机，进一步把自己说成“善良的小小老百姓”“绝不撒谎”“反对华盛顿权势集团”，并宣传要“组织一个像美国人民一样善良、正直、体面、真诚、公正、有能力、有理想、有同情心和充满着爱的政府”。此外，他擅长调和折衷、左右逢源，走“中间路线”。在一些可能发生争执的问题上，卡特回避矛盾，使人觉得他既像自由派，又像保守派，得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这样，他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初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首战告捷，并通过电视宣传而在全国知名。接着，他在南部黑人和白人选民的支持下乘胜前进，击败了民主党内声望较高的几个角逐者（如施里弗、尤德尔、丘奇和杰克逊等），并使在幕后待机行动的党内元老休伯特·汉弗莱感到前景不妙，宣布不参加竞选。1976年7月，卡特终于在纽约市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赢得提名，并与民主党自由派的沃尔特·蒙代尔结伴，作为该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

自1974年“水门事件”曝光后，共和党声誉大降。而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后无力改善经济状况，罗纳德·里根等人乘机而起，党内矛盾重重，裂痕很深。卡特乘势拉拢美国最大的工会劳联一产联，并在电视上与福特进行三次唇枪舌剑的辩论，声望提高。最后，在大选中，卡特以297对241张选举人票战胜杰拉尔德·福特（普选票为卡特40249963张，福特38498496张），当选为第39位美国总统。

1977年1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职总统，并在誓词中正式使用了“吉米·卡特”（“吉米”是“詹姆斯”的昵称）这个姓名。在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一改以往惯例，偕全家从国会山步行进入白宫。在传统的庆祝总统就职大典舞会上，其夫人罗莎琳穿了一件任州长夫人时的旧衣服。卡特夫妇的这些做法，意在博得“平民主义总统”的称号。

从政治上说，卡特基本属于民主党的“温和派”：既有一定的“保守”色彩，也持很多“自由派”主张。他上任后即发布行政命令，赦免所有在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并强调改革政治，废除种族歧视、加强福利计划等。一般来说，在卡特四年任期的功过中，经济被认为是失分最多的方面。

在卡特上台时，美国经济正从此前的危机中逐渐复苏。开始时，他采取扩大公共工程和社会福利等带有“自由派”色彩的政策，后来又执行削减政府开支和平衡预算等近乎“保守派”的方针。结果在他任内又爆发了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全国失业人数陡增到800多万，通货膨胀由原来的一位数字上升到两位数字，生产下降，企业利润减少，工人实际工资下跌。他原来许下的控制通货膨胀、增加福利开支和实现充分就业等诺言都成了空话。这使得过去支持他的劳工、黑人和妇女团体日益不满。此外，卡特的农业政策也经常遭到农民的抱怨，连他的家乡普兰斯也发生了农民示威事件，他的家族成员竟然也出现在游行队伍的中间。1974年4月卡特提出的能源计划，限制了冬季室内取暖温度和行车速度等，他本想节约能源，但却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这些计划引起了广大选民的不满和愤恨。卡特的失策，首先使自己在民主党内遭到攻击，以参议员爱德华·穆尔·肯尼迪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公开批评卡特，使该党内部严重分裂。卡特的白宫亲信和内阁班子之间互相倾轧，使他不得不于1979年7月采取非常措施，迫使白宫和政府高级官员34人集体辞职。卡特此举想加强“佐治亚帮”的控制，以改变政府在公众中的印象。然而，这次改组收效甚微，党内矛盾依旧，裂痕难以弥合。

而在外交方面，卡特政府把“保障美国安全”列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并将别国的所谓“人权”问题当作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在四年任期中，卡特政府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1977年8月，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1978年9月，他安排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戴维营会晤，促成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戴维营协议》在华盛顿的签署。1979年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订和平条约“埃以和约”。1979年6月18日，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9年1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具体外交措施参见“为政举措-外交”部分）。

在卡特任内，美国在伊朗和波斯湾地区严重受挫。1979年11月4日，在“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一群伊朗学生冲入驻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在要求引渡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遭到拒绝后，将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学生的举动随即得到伊朗临时政府的支持，于是在被困外交人员问题上，美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营救被扣留的美国人质，卡特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性措施，并于1980年4月20日派遣美特工人员，准备用突击方式抢回人质，均告失败。直到1981年1月16日，美国才与伊朗达成了释放人质的原则条件，四天后（里根宣誓就职总统当天）人质才获释（参见“为政举措-外交”部分）。解救人质的失败损害了他的声誉。

当1980年美国大选来临时，卡特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准备连选连任。但竞选形势对他十分不利：经济情况不好，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久久得不到解决，民主党内部分歧加深。而共和党则团结一致支持里根，里根抓住卡特政府一些内政外交上的弱点，大肆抨击，最后在选举中击败了卡特。

卡特参加了里根的就职大典后，当天即偕同家属飞回故乡佐治亚州普兰斯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卡特专心于撰写回忆录，相继出版了《保持信心》（记述了他在白宫四年的私人生活、思想感情和决策过程）、《亚伯拉罕的血》（关于中东问题）等著作。

卡特离职后沉寂了一个短时期。不久他重新活跃起来，从事繁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1981年5月他出席了纪念哈里·S·杜鲁门诞辰的授奖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卸职后的第一次演说。7月初，他首次批评里根政府的政策，指责它出售大宗武器使美国再次被称为世界军火商。8月底和9月初，卡特应邀访问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受到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1987年，他在访问中国后说，自己任内最欣慰的是促成美中关系正常化。他相信中国可以和平统一。1981年10月，卡特去埃及参加萨达特总统的葬礼。自1982年9月起，他接受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的聘请，任客座教授。同年，他在这所大学建立了研究国际问题的卡特中心。1983年3月，卡特出访中东七国，为里根政府推行中东“和平计划”。1985年他先后发表文章和讲话，表示赞成里根和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举行日内瓦会议，主张两国达成裁减核武器协议，不赞成里根搞星球大战计划。卡特还同前总统福特在这年4月在卡特中心召开了国际武器控制会议，中国和苏联均有代表参加。1987年3月，卡特出任在纽约成立的美国—中国协会的三名名誉主席之一。

在里根执政期间，卡特、福特和尼克松都活跃在政坛上。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三个卸任总统同时在世而且都进行政治活动的情况。

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的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卡特的国际活动更为活跃。1993年6月，他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1994年6月，他访问朝鲜，受到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接见。同年9月，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在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和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的陪同下，前往海地与军政府谈判和平解决海地危机、恢复民选政府问题。尽管美军空降部队飞机已经起飞，卡特仍不顾克林顿总统希望他撤退的劝说，留在海地首都太子港谈判至最后一刻，最终说服军政府临时总统埃米尔·若纳桑签署《太子港协议》，允许美军以“友军”身份进入海地。9月18日，《太子港协议》正式达成，军政府同意交出权力，让流亡在美的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回国复职。海地危机基本结束。12月，卡特又前往波斯尼亚执行和平使命，促使交战各方进行停火谈判。此外，他还曾参与解决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问题。

2002年5月12日，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邀请，卡特夫妇对古巴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并与卡斯特罗举行会谈。他成为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首位前往古巴的前任或现任美国总统。同年12月10日，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办法，推进民主和人权，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2009年1月12日，卡特在中国北京出席“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并在会上表示，世界上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的外交关系。

卡特一直关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20年3月，卡特要求卡特中心的资助者捐助新冠疫情项目。4月15日，卡特表示，对特朗普政府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决定感到“忧虑“。 卡特称，世卫组织“是唯一有能力领导（世界）控制新冠病毒的国际组织。”

自2018年11月30日老布什过世后，卡特成为在世最年长的美国前总统。2019年3月22日，卡特超越老布什缔造之长寿纪录（94岁171天），成为最长寿之美国总统。2020年10月1日，卡特和罗莎琳在佐治亚州的家外参加了由当地社区及教会组织的生日庆祝活动，以庆祝自己96岁生日，卡特延续保持的美国在世最年长前总统的纪录。

2023年2月18日，美国卡特中心发布声明，卡特将开始接受临终关怀。11月，他在罗莎琳的追悼会上露面。2024年5月14日，卡特的孙子杰森·卡特透露，卡特“精神还好”，但“真的是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卸任总统后的卡特图册参考资料）

为体现平民主义“新面孔”，卡特上台后立即着手联邦政府机构的改革工作，并从白宫开始，杜绝奢侈浪费现象。他对美国人民说：“我们如果像王族一样生活在白宫，那么政府官员就不可能敏锐地体察你们的问题。”

卡特在当选总统后第一次赴华盛顿时，就会见了参众两院机关事务委员会主席杰克·布鲁克斯和亚伯拉罕·里比科夫，要求他们支持其政府机构改革计划。但直至新国会召开之前，他还未能找到任何民主党议员为他提出改组法案。只是共和党国会领袖表示愿意越俎代庖，民主党议员中才有人出面承担了这一角色。

卡特改组政府机构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和国会就此通过的10个法案，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其目的有两个：（1）取消白宫办公厅主任职务等，防止重演尼克松时期哈里·罗宾斯·霍尔德曼大权独揽、总统难以体察下情的情况；（2）缩减行政人员和费用，加强对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二、取消或减少一些政府管制。例如，联邦政府减少了对民航、载货卡车、铁路、金融及通讯方面的管制与干预，后来还取消了对天然气和国产石油的价格管制。1979年，卡特甚至建立一个反管制委员会，这显然是与20世纪70年代企业界联合起来反对联邦管制与调节的强大势头相呼应的。

三、加强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及某些内阁部门的地位，并建立新的决策机构——国内经济委员会，严厉控制开支，防止赤字财政和福利国家的恶性膨胀。

此外，卡特政府还不惜得罪代表地方利益的许多国会议员，否决19项水利工程计划。后来又不顾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反对，中止耗资昂贵的B-1轰炸机的制造。这些行动，与政府机构改革的这一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反映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赤字财政的不安。

和他的两届共和党前任一样，卡特政府面临的最大国内问题，是滞胀现象和能源危机。1977年2月2日，卡特在首次炉边谈话中宣称：他是“在近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降中上台的”。美国经济当时刚刚从战后第六次危机中摆脱出来，还有750万人找不到工作。在这次讲话中，卡特的重点是要刺激经济复苏，而且在谈话两天以前，他已向国会提出“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回扣”方案，此外还包括减税和用于公共工程和综合就业训练的联邦开支计划。“回扣”方案原计划给每个纳税者退税若干，总额为114亿美元。如果再加上减税和联邦开支，这个计划的总金额合计高达312亿美元。4月13日，在各有关利益集团、财政部长及预算局长反对下，卡特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威胁，终于决定撤销“回扣”方案。他的这一决定，在正式公布前未通知财政部长沃纳·迈克尔·布鲁门特尔和某些有关的民主党国会领袖，导致这些公开支持方案的人颇为不满，对卡特的声誉造成了损害。但卡特坚持认为，他在1977年4月“从刺激经济急转为向通货膨胀全面开战”的决断是正确的，此后，他主要的经济仗就是对付通货膨胀了。

虽然“回扣”方案被取消，但减税和开支计划仍然保留下来，并获得国会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失业率从1976年12月的7.9%，下降到1977年12月的6.4%。不过在卡特的减税计划中，无法体现他在竞选时保证要进行的税制改革。鉴于美国人民对税收负担过重和税制弊端的严重不满，卡特于1978年1月20日向国会提出减税和税制改革咨文，一方面建议减税250亿美元继续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主张增收资本收益税以堵塞企业税收漏洞，缓和人民不满。但这个税收和改革建议，被国会作了重大修改。资本收益税不但未增加，其最高税率反而从49%削减到28%。此举使国会民主党自由派近10年来在税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几乎被一笔勾销。由于卡特政府未积极干预立法进程，最后通过的1978年《岁入法》规定减税190亿美元，其中60%是企业和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者的税。因此，这次减税和税制改革建议的最终结果，主要是有利于企业界和高收入阶层。就其经济效用而言，对1978年失业率进一步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税制改革的角度看，这种改革只能加剧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使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

从1977年4月放弃回扣计划起，卡特已注意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但直到1978年，当通货膨胀率从1977年的7%向接近10%的高度恶性发展时，他才开始对通货膨胀采取比较有力的行动。同年4月，他宣布政府雇员工资最多只能增加5.5%，并冻结白宫高级官员和联邦官员工资。5月，他将其提出的减税250亿美元的总额，降为194亿美元。卡特还否决了369亿美元国防拨款和102亿美元的公共工程法案。然而，这些行动未能迅速产生效果，卡特乃于10月24日晚向全国发表演说，宣布了新的反通货膨胀计划——非强制性工资与物价指标。他在讲话中指出：通货膨胀是美国最严重的国内问题，联邦政府将控制开支，停止所得税的进一步削减，并采取其他措施。但这一切努力成败如何，将取决于美国私营部门能否自愿信守政府公布的工资—物价指标。卡特要求美国雇员把工资增长限制在每年7%以下，同时希望物价的上涨在整个经济领域内不要超过每年5.75%。他还向美国公民保证，将促使国会通过法案，允许遵守工资指标的纳税者在物价上涨超过7%时，可在纳税时打折扣。然而，这个计划遭到各方的无视或抗拒，没有收到任何效果。10月底，美元贬值迫在眉睫。卡特乃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强硬措施，在11月1日把贴现率提高到9.5%的创纪录高度，并紧缩信贷。他还从国外贸易伙伴处通融300亿美元外币，用以购买美元维持其价格，同时出售黄金以制止抛售美元的恐慌。这一系列措施虽避免了美元危机的爆发，但无济于滞胀问题的真正解决。1979年能源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恶化和滞胀现象的进一步发展，使卡特政府在政治上逐渐陷入绝境。

卡特在上任后第二个星期，就直飞匹兹堡去慰问因工厂燃料短缺而被裁减的工人，并向住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挨冻的穷人问寒问暖。1977年2月2日，在他首次炉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最紧迫的计划中，又以能源问题为首。4月18日，卡特就能源问题向全国发表演说，宣称“除了防止战争以外，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今后世代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两天后，他向国会递交了《能源法案》。法案包括两方面内容，重点是保护能源，主要手段是通过税收与提高能源价格来实现节流。诸如对国内生产的原油和耗油高的“吃油车”征重税，对采取节能措施的企业与家庭提供税收优惠，并以类似方式鼓励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公司改用煤。在开源方面，则为增加开发太阳能、原子能与合成燃料的基金等。然而这个法案由于起草仓促，漏洞很多，遭到许多利益集团的反对，迟迟未能通过。1978年中期，国会通过的《能源妥协案》，仅保留卡特原法案的某些节流措施。8月份成立的能源部认为，该法实施后，到1985年只能每天减少进口石油250万桶，美国丝毫摆脱不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经营石油与天然气生产的大公司认为，取消价格管制和避免对国产原油征收井口税，可以刺激国内能源生产，改善能源短缺的状况。1979年春，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世界石油供应量下降3%。美国能源部在3月5日宣布，每天平均石油进口量比过去减少50万桶，相当于全国每天消费量的2.5%。一些美国石油公司突然削减生产，以期日后牟取暴利。当时又正好发生了三哩岛核事故，使人们感到核动力前景暗淡。结果，美国国内石油价格猛涨。几周之内，原油从每桶12美元上升到20美元，汽油从每加仑60美分上升到近1美元，第二次能源危机开始降临美国。在这种形势下，卡特于4月初宣布新的能源政策，决定从当年6月1日起，逐步取消对国内石油价格的限制，并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向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其中一部分用于补贴低收入家庭，大部分用于研究和发展新能源。这个计划公布后，立即遭到石油垄断组织的强烈反对，《暴利税法案》在国会搁浅。能源危机在这年夏天进一步恶化，卡特的声望大跌。卡特乃向全国宣布将于7月5日就能源问题再次发表演说，试图平息国内公众的不满。但当他发现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能源问题，而且是美国公众的信任问题之后，又突然取消演说，以进一步征求各界人士意见。他的优柔寡断，使美国人民再次感到失望。

7月15日，卡特终于向全国发表能源演说。然面演说的主题，却不是汽油荒，而是“信任危机”。他说这场危机正冲击美国国民意志、灵魂与气概，并呼吁复活美国人的志气。卡特随后提出的能源计划，实际上是前两次计划的继续与发展，但更为具体，更为全面，兼顾了节流与开源两个方面的内容。1980年3月27日通过的《暴利税法》规定，从1980年3月1日起，向石油公司征收50%的暴利税，用于节约能源、削减赋税以刺激能源生产、发展替代能源等项月。5月21日通过的《发展合成燃料法》，计划到1987年建成10座日产5万桶合成燃料的工厂。

这些法案的通过与实施，对日后美国国内的能源生产显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从美国两党政治的角度来看，卡特却一无所获。

卡特政府在减少和取消对企业活动管制的同时，却加强了对劳工的管制，以便和“雇主在国会和谈判桌上对工人采取愈来愈强硬的对立态度”相呼应。

由于滞胀危机的影响，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下降，大公司乃对劳工发动大规模攻势。在这场对抗面前，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曾经寄希望于自己在选举中极力给予帮助的卡特政府和民主党控制的第95届国会。然而，当工会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3美元时，卡特却要工会同意1项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2.65美元的妥协案。这个最低工资标推，甚至低于1979年联邦规定的贫困线（每小时2.95美元）。劳工支持的《汉弗莱-霍金斯法案》，本是针对当时存在的滞胀现象，要求联邦政府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但最后通过时，被冲淡到如此地步，以至被认为“只不过是表达国会对于限制失业和通货膨胀愿望的一项象征性的声明而已”。至于当时被有组织劳工作为最重要的立法计划而倾力支持的劳工法改革法案，卡特在它尚未提交国会之前，就要求劳工取消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内容。即便如此，该法案仍未被通过。

卡特这种迎合企业需要的反劳工立场，不仅表现为在劳工立法上的消极态度，而且表现为对劳资冲突的直接干预。1977年12月6日，美国爆发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历时近4个月。不满于矿工联合会领导人与资方达成的集体合同的18万煤矿工人，在斗争中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老年保险、扩大矿工对煤矿的监督权，以及在矿主破坏集体合同时有权进行罢工的要求。卡特援引《塔夫脱-哈特莱法》，试图通过法院发布禁令，要求矿工在80天冷却期内回去工作。他还宣布“谈判陷入绝境”，使矿主不必承担在整个煤矿业进行谈判的责任。此外，卡特还下令联邦执法官协助州警敦促没有工会组织的煤矿复工。尽管在工人阶级的坚决斗争下，资方最后被迫作出了让步，但卡特政府偏袒大企业的立场，在劳工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连偏向保守劳工领袖乔治·米尼都认为，工人在卡特任内的境遇，甚至不如共和党人杰拉尔德·福特执政之时。

身为民主党人的卡特，背离了新政以来历届民主党政府的传统政策，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向保守主义的方向靠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社会福利计划的急剧膨胀，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已使各级政府在财政上如牛负重。据福利改革咨询小组主席亨利·艾伦估计，1977财政年度美国社会保险金开支将达1340亿美元，收入补贴金将达490亿美元。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导致美国社会老年化，交纳社会保险税和领取社会保险金的人数之比也随之逐渐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入不敷出的趋势。此外，社会福利计划造成行政机构臃肿不堪，种种弊端乘隙而生，在美国选民中引起强烈不满。因此，在1976年的竞选运动中，两党都在各自的政纲中作出了进行社会福利改革的承诺。

卡特政府执政后，在1977年12月促使国会通过法案，提高社会保险税税率和降低征收保险税的工资限额，使社会保险税在10年内将增加2270亿美元，以缓和入不敷出的矛盾。但是卡利许诺关于增加雇主纳税份额并从一般岁入中拨款给社会保险开支的要求，未能得到国会批准；他进一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也被搁浅了。1977年，卡特政府还曾提出旨在改革救济制度的改善就业与收入法案，试图将抚养未成年孩子家庭援助计划、食品券计划等社会救济措施合而为一，制订一个全国统一的现金补贴计划，并刺激接受救济者的就业积极性，强调所谓“工作福利”，但始终未获国会通过。卡特在竞选时还曾鼓吹制订由联邦出资的全国卫生保险计划，以解决当时有5000万美国人居住在医疗卫生条件不佳的地区以及2000万穷人未被纳入医疗援助计划的问题。但他上台后提出的计划十分谨慎，受到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批评，后来卡特修改了这一计划，主张向所有美国家庭提供每年2500美元的医疗费用。然而国会对此持否定态度。

1978年，由于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卡特政府为抑制联邦开支，开始对社会福利计划开刀。1979年1月，卡特建议削减社会保障法规定的开支金额。此建议未得到国会批准。

1978年，纽约州爆发“拉夫运河事件”，从1970年代开始，当地居民不断出现疾病征兆，孕妇流产、婴儿畸形、癌症等病症的发病率居高不下。经过政府调查发现原因在于之前持有运河的化学品公司将充斥着有毒废弃物的运河填埋覆盖而后转赠给当地政府发展为住宅区；同年卡特宣布紧急撤离在拉夫运河附近超过800个家庭，并拆除大约500间房子以及第99街学校和第93街学校，以对当地环境进行清理。卡特承认有许多与“拉夫运河”相同的案例存在于全国各地，且这些是“我们当今时代最严峻的发现之一”。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该法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Superfund）而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

在对外关系上，卡特政府主要倚重由北美、西欧和日本3方面人士组成的国际性的民间组织——三边委员会。卡特上台后，由于苏联的扩张态势逐渐加强，他感到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缓和政策并未能有效地制约苏联，也未能防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因此，他和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十分强调“人权外交”，冀图恢复美国外交中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扫除因霸权衰落而带来的悲观主义情绪，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他们对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政治含义感到忧虑，希望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并把中、美关系正常化视为美国战略利益的重要环节。他们对前任共和党政府过于热衷大国均势外交，持批评态度，担心美国在一个敌对世界中陷于孤立，主张扩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影响。

1980年，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外界势力授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还击。”这个声明被称为卡特主义。

卡特的对苏政策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以国务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为代表的“缓和派”，同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强硬派”之间，经常明争暗斗。卡特往往在两者之间摇摆。

卡特就任美国总统之初，强调与苏联改善关系，说东西方关系既是合作性的也是竞争性的，希望竞争是和平的，从而推动合作。他把与苏联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列为优先解决的外交问题之一。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卡特派万斯于1977年3月和5月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会谈，提出了“全面限制”的建议和“维持观状”的建议，但均遭苏联拒绝。直至是年9月，葛罗米柯出席联大时与卡特、万斯进行磋商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才出现“转机”。此后，1978年4月起，万斯与苏联方面多次接触，到5月9日宣布两国已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原则协议。6月15至18日，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举行最高级会议，并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美国国会长期不予批准）。在两个超级强国得以充分查核的条件下，建立彼此同等的战略核武器发射系统。

然而事隔不久，苏联即大举入侵阿富汗（参见词条阿富汗战争），还在古巴陈兵一个旅。这时，卡特在“强硬派”的影响下，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如重申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禁止对苏联出口高级技术产品，撤回与苏联签订的双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增加国防预算和加紧筹组快速部署部队，以及带头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等。

卡特任内，一直力促埃以和解，把解决中东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并提出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政策。所以，他一上台就派国务卿万斯在中东进行穿梭访问，并积极支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但由于以色列态度强硬，使刚刚起步的埃以和谈出现了夭折的危险。为了打破僵局并防止苏联乘机插足，卡特决定亲自出面调停埃以分歧，推动双方和谈。1978年8月5至9日，万斯受卡特委派，再次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并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美、埃、以三国首脑于9月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别墅举行会谈，继续讨论中东问题。9月6日至17日，卡特、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其间，埃以双方争执激烈，萨达特甚至宣称要告辞回国，卡特一再撮合并施加压力，历经曲折反复，终于在最后一天促使双方达成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这就是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埃以双方同意按协定来结束两国间自1948年以色列立国以来的战争状态，并建立全面性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条件是以色列将所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卡特回忆说：“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经历是在这13天里发生的。不过，我最满意的成就也是在这些日子的最后时刻取得的。”

按照《戴维营协议》的规定，埃、以、美三国从1978年10月12日开始了关于缔结埃以和约的谈判。但由于埃以双方对《戴维营协议》的不少条款解释不同，以色列在其所占领土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不愿作出实质性让步，使谈判历经5个月而未果。为了促成埃以早日缔结和约，卡特于1979年3月上旬亲自出访中东。他鼓动埃及不必害怕因缔约而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和制裁。在耶路撒冷，卡特要求贝京政府在签约谈判中表现出灵活性，并许诺5年中给埃以两国5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当贝京政府企图再次拖延时，卡特作出强硬姿态，迫使以色列在若干问题上作出让步。经美国的全力调解，萨达特和贝京于3月26日在白宫正式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卡特作为联署人也在和约上签了字。萨达特、贝京和卡特还签署了一致同意的备忘录。

在卡特任内，他面临的最严峻的外交问题是“伊朗人质危机”。1979年下半年，在“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伊朗学生要求美国引渡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遭到拒绝，他们于11月4日扣留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60多名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卡特在着手研究营救人质计划的同时，下令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性措施，如停止向伊朗运送军事装备，冻结伊朗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等，但均未见效。1980年1月20日，经过严格训练的美国特工人员按计划乘飞机潜入伊朗境内，准备用突击方式抢回人质。但由于直升飞机机件发生故障而失败（参见词条鹰爪行动）。营救行动流产后，美国不得不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同伊朗谈判。卡特费尽心机想在他任内解决人质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连任竞选。然而这个问题一直拖到1981年1月16日，才和伊朗达成了释放人质的原则条件。由于电传往返上的技术延误，被扣押的美国人质直到1981年1月20日新总统罗纳德·里根就职典礼举行了33分钟后才获释。历时444天的人质事件，只因为延误了半小时而未能在卡特任期内获得最后解决。

在对华关系上，卡特力排众议，先后派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加速了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步伐。1978年4月，卡特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12月4日，中美双方达成三项协议，即：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12月31日，台湾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旗帜降落，台湾“大使馆”正式关闭，台湾在美国14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同时关闭。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结束，美国与台湾当局之外交工作转由新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随后，经卡特政府邀请，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1979年1月28日正式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揭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1月29日，卡特与邓小平举行了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中美双方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及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卡特当政期间，中美双方签订了31个条约、协定、议定书，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领域的交往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卡特政府仍主张与台湾当局保持非官方关系，发展各种实质关系，包括向台湾出售武器。卡特于1979年4月10日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违反中美建交原则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妨碍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卡特就职前，美国与巴拿马就巴拿马运河问题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美国政府拒绝认真按协议办事，为谈判设置重重障碍。到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对拉美采取一种比较积极主动的“新方针”。他同时任命前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索尔·利诺维茨和埃尔斯·沃思·邦克为美巴运河问题谈判的首席代表，从而加速了谈判步伐。1977年8月10日，两国就新运河条约的基本内容达成原则协议。同年9月7日，在华盛顿美洲国家组织总部举行了隆重的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营运的条约》的签字仪式。

吉米·卡特热切希望使政府“能胜任工作和富于同情心”，同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愿望息息相通。在他就职时，人们曾批评总统的职位具有“帝王之尊”，他于是着手恢复朴实的作风。（美国作家弗兰克·弗雷德尔评）

卡特带着完好无损的道德度和诚实感从华盛顿返回家乡普兰斯。（美国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评）

卡特是社会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财政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为了把民主党内和国会不同派系团结到一起费尽心机。他是个天才竞选者，但在推动政治妥协和构建政治联盟方面不那么在行。他表现得更像是一名卫道士，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伐木工。（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评）

卡特几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寻找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推进民主和人权，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诺贝尔官网评）

卡特总统推动美中建交，展示了非凡的远见。他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密切合作，采取了大胆的、具有政治勇气的行动，促成了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决定不但改变了美中关系，事实上直接改变了这个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卡特总统从直觉上理解美中建交符合两国长远利益，他的这个理解是多么的正确。（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始人尼尔·布什评）

卡特先生作为当年中美建交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在就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评）

美国海狼级攻击核潜艇3号艇被命名为“吉米·卡特号攻击核潜艇”。

卡特初见海曼·乔治·里科弗时，被里科弗问及自己在海军学院的成绩。卡特说：“在全年级820名学员中，名列第59。”里科弗又严肃地问：“你当时全力以赴了吗？”卡特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有偷懒的时候。里科弗又问：“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

里科弗的这种严格精神对卡特影响很大，使他重新肯定了他幼年时期的座右铭，即“勤奋工作的人就是能够出人头地的人”。卡特承认除了他父亲以外，里科弗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卡特后来在写自传的时候，就以《为什么不是最好的？》为题，一方面是为自勉，另一方面表示对里科弗的敬重。

卡特的总统竞选口号是： “我永远不会对你们说谎。”当他卸任后，研究人员认为卡特兑现了他的口号，他的公开讲话与书面记录高度一致。

卡特很注意锻炼身体。他幼年时就喜欢游泳、骑马，但最坚持的运动是跑步。有的报纸说，卡特以跑为乐。他在海军军官学校时参加过越野队，在任州长时期平均每天要跑7至8英里，在任总统时每周都坚持跑40英里。如果下雪，他就在白宫内跑楼梯。7层的楼梯跑10个来回。他在任内还参加过马里兰州一项越野赛。退休后，60高龄的卡特平均能7分半钟跑1英里，轻松自如。他外出旅游时，每天早上也都跑步，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巴黎都是如此。卡特曾说，他如今跑步时是同自己比赛。他用秒表测量自己的成绩，每天都作记录。

晚年的卡特身体状况不佳。2019年，他曾三次跌倒，并伤及筋骨。一次造成臀部骨折，一次伤及左侧眼部，一次造成骨盆骨裂。11月，卡特因脑出血导致颅内压升高，入院接受了脑部手术。这次手术出院一周后，他又因泌尿道感染住进医院，在接受治疗后出院。。尽管如此，卡特仍然热心参加社区活动，在身体状况较好时，仍能每隔一周在镇上教堂授课。

卡特的第一代美国祖先托马斯·卡特，在1637年作为契约雇工来到弗吉尼亚州。到卡特这代时，他已经是卡特家族中第七代务农的人。卡特的父亲老詹姆斯·厄尔·卡特，是一位花生农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陆军中尉。曾任佐治亚州议会议员；母亲莉莲·戈迪·卡特，是一位邮政局长的女儿。

卡特的妻子埃莉诺·罗莎琳·史密斯·卡特（1927-2023）与卡特是“青梅竹马”的世交。1946年二人在普莱恩斯结婚。罗莎琳支持卡特经商从政，提供了很多帮助。当初吉米·卡特在不被人看好的情况下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也得益于罗莎琳亲自到访40多个州进行拉票，她也被称为“卡特的秘密武器”。卡特卸任总统后，夫妇二人共同创建了卡特中心。他们的生活得相当简朴，一直住在只有两间卧室的农场小屋里。根据美国联邦总务管理局的统计，卡特是美国历任前总统中花费纳税人的钱最少的一位。卡特夫妇还积极为全球范围内的无家可归者启动住房工程，常常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参加施工为无家可归者搭建福利房。2023年7月7日，二人庆祝了他们的77周年结婚纪念日。11月19日，罗莎琳去世，享年96岁。

（图册参考资料）

卡特的长子约翰·威廉·卡特（1947-），是一位商人、律师；次子詹姆斯·厄尔·卡特第三（1950-），是一位商人；三子唐奈·杰弗里·卡特（1952-），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后从事计算机咨询事业；长女艾米·林恩·卡特·安东努奇（1967-），毕业于布朗大学，在校期间是一名学生活动家。

卡特的孙子是杰森·卡特。

卡特卸任总统后，撰写了33本书，涉及他的生活和事业、他的信仰、中东和平、妇女权利、老龄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