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初起兵，江州刺史温峤欲率兵赴援建康，庾亮担心荆州刺史陶侃有异谋，加以阻止。陶侃也因未入辅政大臣之列而拒绝了温峤要他援救建康的请求，按兵不动。及建康失陷，庾亮只得赞同温峤，推陶侃为盟主，以击苏峻。这时陶侃也因其子庐江太守陶瞻被苏峻击杀，慨然答应，与温峤率军6万，沿江东下。九月，苏峻战死。咸和三年（公元329年）二月，温、陶联军彻底击败叛军，收复建康。王导、庾亮仍继续辅政，但庾亮因引发苏峻之乱而引咎自责，以平西将军、都督扬州之宣城江西诸军事、领豫州刺史的身份出镇芜湖。陶侃晋升为侍中、太尉，还镇武昌，除原督荆、湘、雍、梁四州外，又加督交、广、宁三州诸军事。咸和五年，陶侃起兵击杀擅自夺取江州的流民帅郭默，又加督江州，兼任江州刺史，遂试图举兵废黜纵容郭默的王导，因庾亮劝阻而止。陶侃坐镇上游，手握八州军权，地位有如昔日王敦，但他自知出身寒贱，不敢轻举妄动。

庾亮虽外镇芜湖，仍遥控朝政，与以侍中、司徒之职居中辅政的王导对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病死，庾亮任征西将军、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迁镇武昌，总上游强兵，对王导形成威胁。王导则以堂侄王允之为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出镇于湖（今安徽芜湖市西北）。次年，王导又假借石勒来犯，将亲信武将部署在建康附近的长江沿线，并命王允之改镇芜湖，以防庾亮东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五月，王导由司徒升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六月，又升任丞相，以示他在名义上独揽军政大权。咸康五年，庾亮宣称北伐，却命其弟辅国将军、梁东晋政权全部掌握在庾氏手中。咸康八年六月，晋成帝司马衍病死。司马衍病中，庾冰为了继续以帝舅身份辅政，力劝司马衍不要以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为继承人，应立长君以抗北方强敌。司马衍遂遗令同母弟司马岳（公元322-344年）继承帝位，即东晋康帝。司马岳在位仅两年，便于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死去，其年仅两岁的皇太子司马聃即位，即东晋穆帝。同年十一月，庾冰病死，次年七月，庾翼亦死，颍川庾氏后继乏人，庾氏作为执政家族的地位不久便由谯国桓氏取代。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由此出现了一批世家大族。庾氏家族在东晋四大家族中属于影响较小、实力较弱者。在短短几十年内，庾氏家族经历了其他大族要上百年时间才经历的政治历史演变轨迹，故而对庾氏盛极而衰的原因进行探讨就具有重要意义。

❶庾氏虽有两重身份，但属新出门户，力量弱小，根基不稳

庾氏家族在晋之前名位不显，“难入高门之列”，后通过庾氏族人在文学上的造诣和皇室联姻，地位得以擢升。

庾氏既为外戚又为士族，为了维护两方利益，在执政过程中需与各种势力周旋，因此所面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主少臣强”的情况下，庾亮作为外戚掌握政权，招致其他势力的不满。“阶缘戚属，累忝非服，叨窃弥重，谤议弥兴”。此时，庾亮与皇室宗亲、王氏家族、强藩陶侃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矛盾。

庾亮与皇室司马宗之间的矛盾源于明帝朝。时皇权伸张，南顿王宗和元帝虞妃之弟虞胤得以重用，于殿内掌禁兵，并集结勇士为党羽，对庾亮等朝臣极为轻慢。庾亮、王导趁明帝病危之时，剥夺司马宗的兵权，结果导致庾亮专权，引起皇族不满。“宗遂怨望形于辞色”，而司马宗“又素于苏峻善”。之后，二人矛盾激化，司马宗不满庾亮欲密谋废之，庾亮在不禀报成帝的情况下，擅自将其诛杀。

王氏家族在统治集团中资历声望较高，当时王导对庾亮专权内心不满，庾、王之间不得不互相克制。庾亮对王导采取拉拢打击政策，《晋书·卞壶传》载：“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卞壶奏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请免官。虽事寝不行，举朝震肃。” 东晋的每一任执政者，都要考虑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关系。对于执政者庾氏而言，即为庾亮与陶侃的关系。庾氏为世家大族，有着十分强烈的士族意识，对寒人出身的陶侃自是轻视和不信任。后苏峻叛乱，庾亮报温峤书曰：“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这进一步说明庾亮最先考虑的还是对付陶侃，对苏峻反倒不以为意。此时，陶侃控制尤为重要的荆州地区，并且对庾亮也有着敌对情绪。“侃、（祖）约疑亮删除遗诏，并流怨言”，后苏峻、祖约发难，陶侃持观望态度。由此可知庾、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阂。

❷庾氏实行的峻急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

东晋是一个侨寓政权，政局不稳，就其当时的形势而言，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安置北方迁来的侨民，如何处理南北世家大族之间、地方流民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及边境上不时的外来威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东晋政权的存在与否。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笼络人心，求得生存，以此稳定统治基础。王氏辅政，实行的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宽和政策，协调各方利益，强调统治阶级内部以和为贵，不至于激出动乱，使得基础不牢的东晋政权能够尽快稳定下来。王导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这种“愦愦”之政，是适应了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的。庾亮执政后一反王导的宽和政策，主张“任法裁物”，采取严厉激进的方式，以求重振晋朝。这样的峻急之举必定招致各方怨怒，甚至发生乱事，其中以苏峻之乱最为突出。

苏峻是流民统帅，手中掌握着实力强大的流民。“永嘉之乱”时，苏峻帅流民数千家泛海南渡，得司马睿嘉赏。太宁三年（325），王敦举兵，苏峻奉诏讨敦，并随庾亮击破王敦的亲

信沈充，以此功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成为东晋御北藩屏。庾亮执政伊始，有心剥夺苏峻兵权，旋即征苏峻入朝，峻不奉诏。庾亮认为苏峻流民势力坐大势必会对朝廷造成威胁，“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王导、卞壶等人皆以为不妥，“举朝谓之不可，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皆不纳”。在当时时局不稳的情况下，朝廷和流民之间可以保持互相利用的关系。苏峻手中掌握着大量流民，其以此立足于东晋，此时若要剥夺苏峻的兵权，必定会导致其激烈反抗。苏峻本人对于朝廷的“征召”，差人向庾亮求情，并上疏表明愿意在边境为朝廷效力。庾亮不准，态度坚决。苏峻决意举兵反抗，“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邪??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由此可见，苏峻叛乱是庾亮不考虑现实情况下实行过于激进的政策所致。

❸北伐失败是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东晋时期，北伐之举时有发生，前有祖逖率领流民独立经营北伐，后有东晋权臣世家大族或力倡北伐之议，或慷慨北伐之行。咸和八年（333），后赵石勒死，庾亮认为恢复中原的时机已到，遂有“开复中原之谋”。调兵遣将，进行北伐军事准备。表请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锋诸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镇守襄阳；又以其弟庾怿任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守魏兴；弟庾翼任南蛮校尉，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毛宝任监扬州之江西诸军事、豫州刺史，与西阳太守樊峻统领精兵万人戍守邾城。庾亮自己亲领10万大军，移镇襄阳石头城，为诸军声援。此外，还派遣偏师进攻蜀中的成汉政权，俘获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在完成上述布置后，又上书晋帝，要求北伐。然朝臣赞同者寥寥无几，加之石虎遣将攻邾城，毛宝、樊峻战死，北伐未及发动便夭折。不久，庾亮亦忧愤发病而死。

庾亮死后，其弟庾翼为都督，统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假节代亮”，镇武昌。庾翼都督六州时，为了北伐，一方面安置南渡流民屯田，储存军粮。“诸郡失土荒民数千无佃业，翼表移西阳、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于浔阳”。另一方面，庾翼征发所都督六州士庶的奴僮及牛车驴马，引起强烈不满，造成百姓嗟怨。建元元年（343），庾翼上疏请求北伐，并遣使约前燕、前凉同时出兵，合力攻赵。然庾翼的北伐之议也和庾亮一样，颇遭朝臣反对。庾翼执意而行，率众4万，进驻襄阳，以桓温为前锋小督，领兵入临淮（今江苏盱眙北）。此时，东晋康帝也同意庾翼北伐，并以翼兄冰“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翼援”。于是，庾翼在襄阳大会僚佐，陈兵誓众。然首战失利，败于丹水。不久，康帝和庾冰相继病亡。建元二年（344），庾翼被迫从襄阳退守夏口，但仍然“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然第二年七月，庾翼亦染疾病亡，北伐之举遂告终结。 庾氏兄弟的北伐，一次以未得到朝廷同意而罢，一次未及大举行动而终，其失败的原因归根在于北伐的时机不成熟。庾氏北伐，其所作所为虽提高了国家财政收入，却侵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激化了社会矛盾，失去了他们对北伐的支持。历经多次动乱之后，此时朝廷也愿意偏安一隅，并无恢复中原之志。在北方，后赵势力依然强大，此时北伐必然失败。另外，庾氏在北伐过程中在长江沿岸经营的成果，并未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而龙亢桓氏以此为基，在上游骤然兴起，取庾氏而代之，驱除庾氏家族的势力，这极大地加速了庾氏门第的衰落过程。

❹家族文化的衰颓

东晋前期是庾氏家族政治上的峰巅，是该家族成员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这个家族文化上最辉煌的时期。但自五世之后，家族文化开始没落，朝中已少见庾氏族人踪迹。庾氏后世子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愈来愈暗淡，文事活动也在急剧衰落。东晋一朝百余年间，庾氏成员有著述及文事活动者14人，而南朝至隋初170余年，见于史籍的庾氏文人仅8人，且其文化成就也远远不能与东晋时期相比。

庾氏第五代庾亮、庾冰等人多凭自己文化和品行上的优势跻身于统治阶层，并且一度控制朝政大权，但他们的子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晋书·庾亮传》记载庾冰之子“希既后之戚属，冰女又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并显贵”。他们的仕进道路已失去了父辈的个人奋斗性质，而是依靠门第资荫，纨绔子弟的奢糜气息在他们身上已不时地散发出来。庾希之弟袭“尝贷官绢十匹”，遭其父痛打之后，才“市绢还官”。庾希为徐州刺史，曾因坐失数郡而被免官，其间竟多次盗窃国家军用物资。刘宋时代的庾登之，冰之玄孙，曾为宋武帝镇军参军，与王弘、谢晦、江夷等当世名流“皆相友知”，但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不涉学”，刘裕北伐之际，军中将士畏途怯战、士气低落，而身居军中要职的庾登之竟“以母老求郡”，且“二三其心”，结果被刘裕怒除其名，后为西阳太守，出入觐见，“备持箱囊几席之属，一物不具不坐”，后终“莅任赃货，以事免官”。

尽管在当时的庾氏子孙中也出现过像庾持、庾自直等“好为奇字”的文人学士，但终不是家族发展的主流，他们已无力挽回家族的颓败大势。五世之后，庾氏家族成员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家族文化优势丧失，必然影响到家族政治的发展。总之，庾氏族人后代子嗣或是短命或是缺乏政治才能，再加上家族文化的衰退，导致了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使这个家族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古称郡中为众人所仰望的贵显家族，《钦定四库全书·重编琼台藁·卷十》收录的明代大学士丘濬公所作的《贵溪丘氏族谱序》说：“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显融故也。”旧唐书说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后均“谥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可见，唐朝时河南郡的名门望族有丘和家族。再如彭城刘氏、弘农杨氏，清河张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吴兴姚氏等也是地望的代表性姓氏。

郡望即地望、郡姓。 “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隋唐时期，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郑氏（今河南省郑州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新唐书·柳冲传》所载的柳芳《氏族论》：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四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为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粱”，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

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

庾乘，字世游，东汉桓帝时学士，曾为县吏，官府累征不仕。

庾嶷，字邵然，乘之子。仕三国魏太仆卿。

庾遁，字德先，乘次子。仕三国魏太中大夫。

庾䨹，字玄默，嶷之子。仕西晋尚书，爵阳翟县子。

庾峻，字山甫，遁之子。仕西晋太常卿，爵关中侯。

庾纯，字德甫，遁次子。仕西晋中书令、河南尹，爵关内侯。

庾珉，字子琚，峻之子，仕西晋侍中。

庾琮，字子躬，峻次子，仕西晋太尉掾。

庾敳，字子嵩，峻之子，仕西晋东海王军谘祭酒。

庾隽，字允臧，纯之子，仕西晋国子祭酒。

庾琛，字子美，遁之孙（父不详），仕东晋会稽内史。

庾衮，字叔褒，西晋孝友，明穆皇后伯父。

庾亮，字元规，琛之子，仕东晋征西将军，赠太尉，谥文康公。

庾怿，字叔预，琛次子，仕东晋豫州刺史，广饶县男。

庾冰，字季坚，琛三子，仕东晋车骑将军，都乡侯，赠司空，谥忠成公。

庾条，字幼序，琛四子，仕东晋临川内史。

庾翼，字稚恭，琛五子，仕东晋荆州刺史、征西将军。

庾怞，衮子。

庾蔑，衮子，渡江，东晋任侍中。

庾泽，衮子。

庾捃，衮子。

庾羲，字叔和，亮次子，仕东晋吴国内史。

庾龢，字道季，亮四子，仕东晋中领军。

庾统，字长仁，怿之子，仕东晋寻阳太守，袭广饶县男。

庾希，字始彦，冰之子，仕东晋北中郎将。

庾蕴，冰次子，仕东晋广州刺史。

庾准，字彦祖，羲之子，仕东晋豫州刺史、西中郎将。

庾楷，准之弟，仕东晋武昌太守。

庾恒，字敬则，仕东晋尚书仆射。

庾廓，蕴之子，仕东晋东阳太守。

庾悦，字仲豫，准之子，仕东晋江州刺史。

庾登之，字元龙，廓之子，仕南朝宋江州刺史。

庾炳之，字仲文，廓次子，仕南朝宋吏部尚书、侍中。

庾蔚之，字季随，仕南朝宋太常丞、员外散骑常侍，以儒学著名。

庾冲远，登之之子，仕南朝宋豫章太守。

庾弘远，炳之之子，仕南朝宋护军长史。

庾徽之，字景猷，东晋庾冰四世孙，仕南朝宋御史中丞。

庾道愍，东晋庾冰四世孙，仕南朝齐射声校尉。

庾佩玉，东晋庾冰五世孙，仕南朝宋长沙内史。

庾猗，徽之之子，仕南朝齐邵陵王参军。

庾咏，东晋庾冰五世孙，仕南朝梁太常卿。

庾沙弥，佩玉之子，仕南朝梁长城县令。

庾仲容，字子仲，猗之子，仕南朝梁尚书左丞。

庾持，字允德，沙弥之子，仕南朝陈太中大夫、羽林监。

庾自直，持之子，仕南朝陈豫章王记室参军，隋末官至知起居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