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阿尔戈斯是一个旅游胜地。阿尔戈斯地区的主要经济来自于农业。

阿尔戈斯是希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阿尔戈利斯州首府。其东为肥沃的阿伊韦平原。自早期青铜器时代（公元前3500年）起，就有人定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是国内外游客常去的旅游点。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阿戈斯代表阿伊韦平原所有定居点。在希腊神话中，是狄俄梅季斯（阿戈斯王阿德拉斯托斯的继承人，特洛伊战争中藏在木马腹中进入特洛伊城的英雄之一）和阿加梅农（阿伽门农，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迈锡尼王）的故乡。公元前7世纪多立斯人在此建立奴隶制城邦，曾称霸希腊半岛。公元前546年被斯巴达击败，国势削弱。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公元1261—1460年属拜占庭帝国，1460年后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30年归希腊。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城市遭易卜拉欣·帕夏洗劫并被焚毁。

阿尔戈斯有许多名胜和古迹，阿尔戈斯新城建于古城的东南，是阿伊韦地区的铁路枢纽和农业中心。

阿尔戈斯阿波罗神庙

半圆形剧场遗址

掘进卡斯特罗山城建成的半圆形剧场遗址，约建于公元前4世纪，罗马时期两次修缮，可容纳观众2万。乐池直径28码，以蓝、白色大理石装饰。坐席中央部分还保存有81排石座，前排的贵宾席设有皇帝御座。希腊独立战争期间的两次国民会议即在此举行。

罗马浴池

罗马浴池在半圆形剧场南面，是公元2世纪的遗物，浴室内，设有三大浴盆，附近地下室里还发现3具石棺。

中世纪城堡

卡斯特罗山顶原是阿尔戈斯古城的卫城，这里有中世纪城堡，约建于拜占庭和法兰克时期，后由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扩建。

迈锡尼古墓

在圣伊利阿尔斯山东南麓，经20世纪50年代末发掘，发现有迈锡尼古墓，有26座地下墓室和6座竖坑墓穴，还有一公元前2000年的中期青铜器时代的建筑物。

阿波罗神庙

这座人类为纪念预言神和拯救人类的神——阿波罗而建成的圣所——阿波罗·埃皮鸠里（埃皮鸠里的意思是拯救人类的神）神庙，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坐落于荒无人烟的阿卡迪亚群峰之间。这里有人类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久远的科林斯式柱头。整座纪念性建筑物用大胆的建筑结构将古老的早期希腊建筑风格和明朗的陶立克风格结合在一起。

雅典娜神庙遗址

雅典娜胜利神庙建于公元前449-前421年，雅典娜胜利女神庙，也称为无翼胜利女神庙，位于卫城山上。采用爱奥尼亚柱式，台基长8.15米，宽5.38米，前后柱廊雕饰精美，是居住在雅典的多利亚人与爱奥尼亚人共同创造的建筑艺术结晶。

阿尔戈斯赫拉神庙

阿尔戈斯赫拉神庙（Ηραίον Άργους/Argive Heraion）是位于希腊阿尔戈斯附近（10公里）的一座赫拉神庙遗迹，大约位于阿尔戈斯和迈锡尼遗迹的中间。它位于艾维亚山脚（Mt. Euboea），俯瞰整个阿尔戈斯平原。

1997～1998年，南美西海岸发生无法预报的海流循环，导致沿岸海水的温度大幅上升，引起气候非典型的破坏性剧变，这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这种现象促使科学家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海洋—大气层”原理。 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水的热容量是空气的4倍。3米厚的海洋的热容量等于整个大气层的热容量。但是，大气层能量变换的速度是海洋能量变换的数倍。在“海洋—大气层”系，海洋是惯性媒质，变化缓慢，大气层则变化多端，其全球的稳定性依靠海洋来保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全球气候的形成上，世界洋水域起着重要作用。

人们根据世界洋水域双层（表层和深层）循环原则，开始研究“全球海洋输送”理论。北大西洋是海洋多层循环最活跃的地区，那里就像“锁孔”，钥匙在里面转动，造成地球上气候的不稳定。北半球气候这10年的变化完全符合“全球海洋输送”理论。

科学家承认，在海洋洋流循环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回答，但已经清楚的是，世界洋水域对大气层的热力和动力状态的影响，远远超过人类活动对气候产生的影响。

为了填补“海洋—大气层”原理方面的知识空白，世界气象组织推出一项名为“阿尔戈斯”的国际研究方案。这项方案包括建立一个全球海洋观察网，使用漂流浮标监视海水的变化。漂流浮标分布在世界各地海域，上面安装有测量海水温度和盐度的传感仪。科学家认为，正是海水的温度和盐度这两个因素影响着大气层。

浮标在指定水域的海面固定后，同卫星取得联系。然后，浮标用自身携带的水泵吸入海水，潜至2000米深处后，压力仪发出指令停止下潜，浮标开始在海流中收集信息。10天后浮标浮出海面，将收集到的信息发送给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发送完毕后，浮标重新下潜，进入下一个探测周期。与此同时，卫星把接收到的信息发送到气象中心供研究人员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结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海洋水域急剧变暖，上面的大气层也相应开始变暖。

今天，世界各地海域共有3000个漂流浮标在日夜工作。科学家希望利用得到的资料，最终绘制“海洋气象图”。

多鲁斯在古城阿尔戈斯的朱诺圣地建立了陶立克柱式的神庙。 神殿建筑是最能体现伟大、尊严和权力的建筑。每座神殿中自然形成的细微的对称性，都有一种神性的光环。最初，神殿建筑有过三种柱式。陶立克式最先出现，是从古代产生的。海伦和仙女奥尔赛斯的儿子多鲁斯统治了阿哈伊亚和伯罗奔尼撒全境。多鲁斯在古城阿尔戈斯的朱诺圣地建立了陶立克柱式的神庙。后来，在阿哈伊亚的其他城市也建立了一些同样柱式的神庙。当时对称的规则还没有产生。为了寻找范本，他们转向人体自身。

当他们想要在这座神庙中设置柱子时，因为还没有对称的规则，就探索用什么方法能使它适于承受载荷并具有公认美观的外貌。他们试着测量男子的脚长，把它和身长来比较。结果发现男子的脚长是身长的六分之一，于是他们就把同样的原则搬到柱子上来，以柱身基座厚度的六倍作为包括柱头在内的柱子的高度。这样，陶立克式柱子就在建筑物上开始显出男子身体比例的刚劲和优美。

阿尔戈斯战士

佩拉斯吉人的阿尔戈斯，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忒萨利的一个地区。 尼俄柏之子，宙斯与尼俄柏的儿子，阿耳戈斯城的名祖。

百眼巨人。

卡尔喀俄珀之子，佛里克索斯和卡尔喀俄珀的儿子。

奥德修斯之犬，奥德修斯所养的忠犬，在主人归来后高兴而死。

独眼巨人，三个独眼巨人之一。

阿尔戈船的建造者的名字。

伊阿宋和美狄亚的儿子的名字。

阿克泰翁的一只狗的名字。

游戏名称。游戏原名：Warrior in Argus，港台名称：阿格斯战士，大陆名称：阿尔戈斯战士。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关键词希腊 阿尔戈斯 雅典民主 公民大会 城邦

阿尔戈斯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重要城邦，其民主政治自公元前5世纪初建立，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仅在公元前418—前417年被短暂推翻。由于古典文献不足，考古学能够提供的证据有限以及古希腊史研究中的雅典和斯巴达中心的倾向，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诸多问题仍模糊不清。沃尔勒的《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政制史研究》仍是该领域的权威。他综合利用文献和考古材料，首先叙述了阿尔戈斯的部落制度，之后分别讨论了公民大会、议事会、八十人委员会、将军等各自的起源和职能，概述了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政制的发展；但他关于民主政治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的论述，因缺乏对阿尔戈斯内外环境的说明，很难令人赞同。弗热斯特把阿尔戈斯的历史置于公元前5世纪前期伯罗奔尼撒特殊的背景中，分析了斯巴达、阿尔戈斯、阿卡狄亚和雅典国内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指出阿尔戈斯民主政治可能诞生于公元前494年之后，此后直到公元前461年并无本质性变化。卡根分析了阿尔戈斯内部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对尼奇亚斯和约后伯罗奔尼撒半岛城邦间关系，特别是阿尔戈斯某些行动的影响，认为公元前418—前416年战事的失利，源自将军们的背叛；不过他把阿尔戈斯的将军和千人队都归为寡头派，并且指责他们故意战败，以达到推翻民主政治的目的。这种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公元前418年的战斗中，普通士兵一触即溃，殊死抵抗的恰恰是那1000名特选士兵。托姆林森和罗宾逊根据新的资料讨论了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产生和运作，但两人在民主政治性质问题上针锋相对。前者认为阿尔戈斯民主政治属于重装步兵掌权的温和型民主，后者则证明，人民领袖的出现和民众在政治上的积极，暗示那里的民主政治几乎可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并提。皮埃拉尔论述过阿尔戈斯的制度，但对他依据的史料未做基本讨论，结论比较大胆。

中国学术界很少触及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仅有郝际陶和郭小凌有所论列。郭小凌把阿尔戈斯民主政治作为雅典民主政治扩展的结果，郝际陶的重点在阿尔戈斯城邦的发展，论及塞佩亚战役后阿尔戈斯内部政治的变革，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制度和具体运作未做展开。因此，本文拟在分析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做概要性的讨论。

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产生

古风时代，阿尔戈斯是希腊诸邦中发展较快的国家。约公元前8世纪末，多利安人基本完成对阿尔戈斯平原的征服，初步形成统一国家。约公元前7世纪，菲东建立了僭主政治，对阿尔戈斯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变革，其中之一是赋予重装步兵等级及以上的士兵以全权公民地位，该邦因此成为希腊最早实行重装步兵政体的国家之一。不过菲东之后，阿尔戈斯的贵族或许有过某种程度的反扑。一些在菲东时代得到公民权的边民，可能也随之失去了公民权，仅多利安人三个部落的居民拥有政治权利。他们以征服者自居，其上层垄断了国家权力。公元前6世纪中前期的三份铭文显示，达米乌尔戈斯（damiurgos）掌握了司法、财政和宗教权力，显然是当时阿尔戈斯的最高官职。尽管我们不清楚当时阿尔戈斯是否还有其他官职，也无法确定达米乌尔戈斯到底是9人还是6人，任期多长，如何产生，但他们很可能仅仅从多利安人的三个部落中产生，暗示多利安人上层垄断国家权力。

但是，公元前494年左右发生的塞佩亚战役，戏剧性地改变了阿尔戈斯的历史。当年斯巴达国王克莱奥麦奈斯领兵入侵，由于应对失策，阿尔戈斯在战争中惨败，据说约六千人阵亡。据希罗多德记载，由于阿尔戈斯成年男丁损失严重，以至于奴隶（ douloi ）掌握了政权。 直到阵亡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后，才把奴隶驱逐出去，重新取得政权。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被纳入公民队伍，并使阿尔戈斯政制走向民主的原因，不是奴隶取得了政权，而是为补充塞佩亚战役阵亡的人口，部分边民被接纳为公民，造成公民队伍成分的变化，进而使阿尔戈斯走向了民主。普鲁塔克对亚里士多德做了补充，宣称斯巴达人曾进攻阿尔戈斯城，被女诗人泰莱西拉率领的阿尔戈斯人击败。为补充大批公民阵亡造成的损失，边民中最优秀的分子被接纳入公民队伍。三人的说法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承认因上层的公民大量阵亡，边民加入公民队伍，引起公民成分的变化，导致民主政治的建立。

然而，几位古代作家的记载都存在问题。希罗多德显然知道“民主政治”一词，而且不止一次用平等来概括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政治的趋向，但在阿尔戈斯政制问题上，他恰恰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宣称奴隶掌握了政权。由于希腊人对“奴隶”一词的使用比较宽泛，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奴隶，现代学者一般并不认可，更倾向于接受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意见：那些所谓的奴隶，实际上是该地区前多利安人的边民。阿尔戈斯征服阿戈利斯平原过程中，一些前多利安人居民被降低为边民。他们地位类似于斯巴达的庇里阿西人，他们虽然缺乏担任官职、出席公民大会等公权利，但仍是某种程度的自由人。塞佩亚战役后加入公民队伍的，正是这群人。三位作家都忽视的是塞佩亚战役乃一场重装步兵之间的较量，阿尔戈斯损失的都是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人。如果希罗多德所说的6000人真实可信，意味着阿尔戈斯精英阶层的人士基本被消灭，公民之中原本处于下层，或者上层中部分倾向民主政治的人，新近被纳入公民队伍的部分边民乘机掌握了政权，从而引起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某一部分不成比例的增长”，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政制因此变革的三个例子：

在塔林顿，大量的显贵阶层在波斯战争后不久同耶皮吉亚人作战时纷纷战死，于是民主政治取代了那里的公民政体（politeia）；阿尔戈斯人在第7天（原文为第7部落，校改为第7天）的战斗中被斯巴达人克莱奥麦奈斯消灭，公民们被迫接纳了某些周边居民（perioikoi）加入；在雅典，显贵成员在陆战中遭遇灾难，人数下降。

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阿尔戈斯和雅典政制都因此转变为民主政治（雅典已经是民主政治），但从上下文的语境看，我们只能理解为阿尔戈斯因边民加入公民队伍，造成了下层不成比例的扩张，导致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产生。公元前5世纪，组成阿尔戈斯人国家的部落从三个增加到四个，新增加的第四个部落名为叙尔纳提奥伊（Hyrnathioi），显然与多利安人原有的三个部落的名称不同，而部落是希腊城邦登记和划分公民的基本单位，因此这第四个部落很可能是为了容纳新公民设置的。其他城邦也有过类似的部落制度改革。在西库翁、科林斯，最典型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都有过为容纳新公民而改造旧部落制度的做法。作为阿尔戈斯城邦的一部分，该部落后来一直保留。如果学者们的推测正确，则希罗多德有关阵亡者后代成人后驱逐奴隶，奴隶们出走并在与阿尔戈斯的对抗中被消灭的说法，就无法成立。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判断，尽管年代上晚于希罗多德，但更为合理。

古代作家没有言及阿尔戈斯民主政治诞生后发生的制度变革。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暗示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是，从仅有重装步兵参政转向普通民众都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政治，制度上肯定应有必要的调整。我们注意到，在公元前6世纪相当重要的达米乌尔戈斯，在公元前5世纪消失了。公元前450年左右，阿尔戈斯与克里特的克诺索斯以及图利索斯签订协议，其中代表阿尔戈斯的包括议事会（boule）、议事会主持人、公民大会和王，但达米乌尔戈斯没有出现。公元前420年，阿尔戈斯与雅典、曼提奈亚和埃利斯签订条约，代表阿尔戈斯宣誓的包括议事会、八十人委员会（Eighty）和阿尔提奈（artunai）。在其他场合，我们还见到过公民大会、使节和将军等官职，达米乌尔戈斯再度缺席。随着民主制的建立和第四部落的设立，原来仅从多利安人三个部落中产生的这个国家最高官职，很可能因不符合新制度的需要被取消，或被其他官职如八十人委员会或阿尔提奈取代。虽然古典文献缺失严重，从史料的沉默中推论某个职务消失总是充满风险，但就阿尔戈斯的达米乌尔戈斯一职而论，承认它因民主政治被代替，较为合理。

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塞佩亚战役后的阿尔戈斯并非民主政治，主要理由是阿尔戈斯的议事会享有巨大权威。公元前481年，希腊反波斯同盟向阿尔戈斯求援。阿尔戈斯议事会先是以神谕禁止他们参战为托词，后来又提出可以参战，但阿尔戈斯需要取得全军一半的统率权，并与斯巴达人签订为期30年的和约。因两项要求都未得满足，阿尔戈斯人在希波战争中选择中立。在阿尔戈斯与使节的交流中，始终是议事会在做决定，因此有些学者怀疑，这个议事会很可能是从贵族政治时代延续下来，如雅典战神山议事会一样，决定着阿尔戈斯国家的命运。果真如此，则当时的阿尔戈斯明显是贵族寡头政治。

但是，希罗多德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当时阿尔戈斯实行寡头政治的结论。首先，这个记载中出现的议事会到底是贵族议事会还是民主性质的议事会，并不确定，在希腊语中，无论是从贵族时代延续下来的长老会，还是民主政治时代新创立的议事会，希腊人一般都用“布莱”（ boule ）称呼。 因此，这里的议事会，既可能指贵族政治时代雅典战神山议事会那样的机构，也可能是民主政治下新近设立的议事会。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与使节交涉，本来就是议事会的基本权力之一。公元前479年，雅典议事会拒绝了马尔多尼乌斯的使者，并把那位主张与波斯结盟的议员直接处死。即使在阿尔戈斯，在修昔底德明确宣布属于民主政治的时代，也曾经出现过议事会拒绝使节到公民大会发表演讲的情况。其次，希罗多德本人表明，他更倾向于认为，所谓议事会拒绝使节的情况，是阿尔戈斯人后来为洗脱自己在希波战争的关键时刻保持中立伪造的，因为他随后记录了希腊人中流传的另一种说法：阿尔戈斯本来就已经与波斯勾结，甚至投靠了波斯。所以，整个议事会与希腊人使节论辩的故事，或许都是阿尔戈斯人的虚构。尤其是他在此处特意声明：“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如果整个故事都是后来阿尔戈斯人的伪造，则从这个故事本身推论阿尔戈斯的政治制度，就成为一桩毫无意义的游戏。

另外，希罗多德提到的驱逐奴隶，是否意味着民主政治一度被倾覆？沃尔勒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在弗热斯特看来，从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70年，阿尔戈斯并无任何重要的政治变革，因此这二十多年中阿尔戈斯一直实行民主政治。我们认为后者意见更为合理。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逐渐崛起，不仅把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城邦拉入它组建的同盟中，而且在与阿尔戈斯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公元前550年或稍后的“锦标之战”后，斯巴达夺得包括提莱奥提斯在内的库努利亚地区。公元前494年，阿尔戈斯在与斯巴达的交战中再遭惨败，而且失败得既愚蠢又彻底：先是在战术上被斯巴达人所乘，未经决战即遭败绩，接着幸存者在阿尔古斯圣林中被屠杀和烧死，身亡者据称达6000人，阿尔戈斯军队的主力几乎扫地以尽。在希腊城邦历史上，这样的惨败几乎前无古人，也很少有来者。如此惨败之后，斯巴达树立了自己作为伯罗奔尼撒甚至希腊霸主的地位，阿尔戈斯的寡头政治声名扫地，公民们有理由要求改变政体，转向民主政治。第二，公元前458年，阿尔戈斯人加入雅典一方与底比斯等作战，那时的阿尔戈斯实行民主政治。公元前494年到前458年间，阿尔戈斯并未发生任何如塞佩亚战役那样足以颠覆政制平衡的事件。事实上，直到公元前420年左右，阿尔戈斯一直都是民主政治。当年曼提奈亚人决定与阿尔戈斯结盟时，修昔底德明确指出，曼提奈亚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阿尔戈斯是个大邦，又是拉凯戴蒙人的宿敌，而且像他们一样是民主政治”。第三，希罗多德所说的阵亡者后代重夺权力，驱逐奴隶，很可能如弗热斯特所说，在阿尔戈斯及其属邦中，一直存在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民主派支持阿尔戈斯的统一运动，坚持留在阿尔戈斯；而寡头派更倾向于保持独立，离开阿尔戈斯前往提林斯，由此引发了阿尔戈斯公民与出走者之间的冲突。阿尔戈斯对出走者的胜利，巩固了民主政治。因此，双方的冲突并不涉及政体变更，不过是城邦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冲突。从此时直到希腊化时代初期，除公元前418/417年大约半年外，阿尔戈斯一直实行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与运作

民主政治下阿尔戈斯的制度总体上与其他希腊城邦相似，有公民大会，议事会和若干官员。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和预审议案，官员具体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

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被称为阿利埃亚（ Aliaia ）。 它首次出现于公元前475年。在当年指定奥伊努斯的格诺塔斯为阿尔戈斯代办（ proxenos ）的铭文中，出现了“公民大会命令”（ Aliaiai edoxxe ）的字样。 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阿尔戈斯与克诺索斯、图利索斯签订的协议中，再度出现了公民大会的身影。铭文第43—48行特别指明，那是一次有关宗教事务的公民大会（ aliaiai aron ），由吕科弗罗尼德胞族的阿奇斯特拉托斯担任议事会主席，通过于麦兰塔斯为国王、吕科塔达斯任职之年。 对理解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的地位和程序来说，这篇铭文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民大会的议程可能需要议事会讨论，议事会指定一名主席（阿奇斯特拉托斯）主持公民大会。如果雅典的类比可以相信，则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也需要议事会预审。公元前481年，议事会拒绝希腊使节的求援；公元前418年，议事会拒绝了雅典将军阿克比亚戴斯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请求。这些事实可能意味着，如果没有议事会同意，公民大会至少无法讨论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其次，与雅典一样，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也划分为不同类型。本处铭文中出现的公民大会名义上处理的是宗教事务，实则阿尔戈斯在克里特充当了调处人的角色，调整与盟邦克诺索斯和图利索斯的关系，并规定盟邦之间的关系。可以相信，当公民大会讨论对外关系，尤其是宣战、媾和之类的重大问题时，公民大会另有其他称呼，如全体大会（ Aliaia teleia ）等。 这样的会议可能像雅典举行陶片放逐法投票的公民大会，有最低投票人数的限制。最后，公民大会可能有固定召开的日期。沃尔勒在汇集相关铭文之后，发现全体大会一般在一个月下旬的第4天，也有在第6天或第9天举行的。如果全体大会有相对固定的日期，则其他类型的大会，或许有同样的规定。如果形势需要，阿尔戈斯人也会临时召开公民大会。公元前421年，科林斯使者在雅典和斯巴达签订五十年和约后回国时，特意前往阿尔戈斯，与阿尔戈斯的一些官员私下商量结盟对抗斯巴达，而且特意嘱咐官员们不要把这件事向公民大会报告。但科林斯人回国后，“那些阿尔戈斯人听过这些建议后，把它们提交给阿尔戈斯官员和公民大会”。阿尔戈斯人决定组建一个12人的使团到希腊各邦商讨结盟事宜。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虽然科林斯使节叮嘱官员们私下运作，以免行动尚未开始就弄得天下皆知。但官员们终归不敢独立做出决定，将它们提交给了公民大会。最后做出决定的，也确实是公民大会，说明科林斯使者过高估计了阿尔戈斯官员们的权威，不知道在民主政治下，未经公民大会同意，官员们不能做出重大决定。在阿尔戈斯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命令中，几乎都有“公民大会命令”的字样，虽属套话，却不纯粹是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大会对官员的行动形成了有效制约。

第二，组建12人使团的公民大会很可能是临时召开的。虽然当时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和约即将到期，阿尔戈斯人正在考虑与斯巴达的关系，但科林斯人使者的到来肯定是偶然因素，随后召开的公民大会，应当并非固定日子召开的会议，而是临时召开的。修昔底德行文所暗示的，是科林斯人使者离开后，阿尔戈斯人马上召开了公民大会。此后围绕与曼提奈亚、科林斯、底比斯和雅典等邦的关系，阿尔戈斯召开过多次公民大会，其中不乏固定日期的常规会议，但更多的应属于临时召开，说明阿尔戈斯人对举行此类会议习以为常，暗示公民大会可能频繁召开。当情况紧急时，人民领袖可以不经过议事会而立刻召集会议。公元前370年，阿尔戈斯富人企图政变时，人民领袖临时宣布召开会议，且未提任何具体议案，却要求公民各自按部落集会，成功挫败了富人推翻民主政治的阴谋。

第三，关于会议的程序，修昔底德可能省略了某些内容。那些提出建议的人不仅要向官员和公民大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应该经过议事会批准，否则公民大会无权就此做出决定。

第四，我们注意到，公民大会做出的决定相当具体：挑选12人组成使团，并授权使团与任意的希腊城邦结盟。但如果雅典和斯巴达希望加入同盟，必须取得公民大会同意。虽然修昔底德没有具体记载会议进程，但可以相信，官员们也许只是把科林斯人的建议向议事会提出，议事会大概有一个初步的同意组建同盟的动议，但组建12人的使团，并且把雅典和斯巴达作为例外对待的建议，肯定是在公民大会辩论过程中才逐步成型。所以，它充分体现了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相对于议事会和官员的独立性。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些人在会上发言，决议的具体条款又如何形成。我们能说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决议相当合理，体现了公民大会议事机制和讨论的成熟。

权力如此明显，有定期召开之权，对议事会和官员享有相当独立性的阿尔戈斯公民大会，很有雅典公民大会的韵味，而与某些学者宣称创建了希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迥然有别。但是，在雅典，所有公民原则上都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并且有权提出建议。在阿尔戈斯，到底哪些人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出席者有多少人？哪些人可以发言？发言人现场提出的建议，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被写入最终的决议中？在直接参与式的希腊城邦民主体制下，这些问题的答案特别重要。

遗憾的是，我们很难确定哪些人有资格出席公民大会。希罗多德说塞佩亚战役后奴隶控制了政权，暗示新入籍的公民不仅可以出席公民大会，而且可以担任官职。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叙尔纳提奥伊部落在民主政治时期一直保留，说明即使一部分新公民被驱逐，仍有部分人继续被承认为公民，而且能够担任某些职务。由于阿尔戈斯从无水师，在战场上作战之时，它从来都以步兵，而且基本是重装步兵决定胜负，我们知道的唯一审判，也是由归途中的军队进行的，或许暗示那些无力服重装步兵兵役者没有出席公民大会的权利。

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的存在，得到了考古学某种程度的证实。在阿尔戈斯广场西部的剧场区，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出可能属于公民大会的会场，现有的会场规模能够容纳2500—3000人，公元前494年阿尔戈斯出动了六千多名重装步兵。按照希腊城邦的惯例，50岁以上和18—20岁的公民不会参加战斗，而且一般城邦只出动全军的三分之二左右。据此估计，当时阿尔戈斯的公民至少在1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万人。如果公民大会会场满员，出席者也只占全体公民的10%—20%，不会超过30%。由于该遗址的发掘尚未全部完成，对会场的实际规模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目前的规模让它与雅典的比较颇有启发：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人数从3万人增加到4万—5万人，但现在发掘的皮尼克斯会场仅能容纳6000人左右。也就是说，在阿尔戈斯和雅典，城邦期待公民出席公民大会的比例在公民总数的10%—20%之间。

至于会场上哪些人可以发言？对决议的影响如何体现？我们资料很少。修昔底德记载的几次公民大会，都只有最终的结果，缺少具体进程的情况。唯一比较清楚的一次，是公元前418年在城外召开的处置将军会议。当年，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与斯巴达人发生战争，双方军队已经列阵完毕。正要交战前夕，阿尔戈斯的将军塔拉叙鲁斯自作主张，和斯巴达在阿尔戈斯的代办一道与斯巴达国王阿吉斯商谈。据修昔底德记载，当时阿尔戈斯人形势非常危急，已经落入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的包围之中，但他们并不清楚形势，反而认为自己处境非常有利，将取得对斯巴达的决定性胜利。对于将军和代办“自作主张，没有经过人民的授权”所签订的停战协定，士兵们非常生气。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服从决定并撤退了。只是在回国途中，愤怒的士兵们几乎把塔拉叙鲁斯用石头砸死。尽管他逃得性命，但其财产被没收。修昔底德暗示，在入城之前，士兵们一般会在卡拉德鲁斯河对将军进行审判。那是否意味着，虽然在战场上士兵们必须服从将军的命令，但到了卡拉德鲁斯河，士兵们会对将军们的行动进行评估。如果不合格，则将军会受到制裁。与塔拉叙鲁斯一同参与谈判的斯巴达人代办并未受到任何制裁，表明这次会议就是士兵针对将军的审判会。对塔拉叙鲁斯的处置表明，将军和官员们可以违背民意，但他同样要准备承担相应的后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阿尔戈斯人非常愤怒，他们仍承认停战协定有效。这样看，虽然官员们任期短暂，他们的决定仍具有某种约束力。

对于将军之外的其他官员，或者虽无官职，但经常在公民大会上露面的人民领袖们，阿尔戈斯人同样有权制裁。狄奥多鲁斯有关公元前370年事件的记载表明，如果人民领袖不能顺从民众的意志，很可能遭遇严厉惩罚，乃至丧失性命。

公民大会制裁官员的另一手段，可能是陶片放逐法。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古代作家给阿里斯托芬的《骑士》所做的注疏都提到阿尔戈斯有过与雅典类似的制度。在雅典，这个制度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也是民主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有效保证了民主政治的稳定。可惜由于资料缺失，阿尔戈斯放逐法投票的程序和要求以及潜在的流放对象与实际被流放的人，我们都不得而知。

虽然在现存铭文中，阿尔戈斯议事会一般不像在雅典那样，与公民大会一起出现在命令的开头，但它在阿尔戈斯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元前481/480年，当希腊人遣使阿尔戈斯请求支援时，出面接待和做出回应的就是议事会。在前文已提及的公元前450年左右阿尔戈斯与克诺索斯、图利索斯的条约中，也出现了议事会，以及议事会主席等机构和官员。公元前420年，阿尔戈斯与雅典等签订盟约时，议事会和八十人委员会共同宣誓。如果与雅典比较，前者是议事会，则“八十人委员会”似乎应当是议事会主席团，但这一点并不确定。虽然代表雅典宣誓的是议事会，监督宣誓的是主席团，但并不代表阿尔戈斯也由同类机构宣誓。在曼提奈亚，宣誓者是“德米乌尔戈斯、议事会和其他官员，监誓者为泰奥利（theori）和波莱马尔赫（polemarch）”，在埃利斯，宣誓者是“德米乌尔戈斯和六百人，监誓者是德米乌尔戈斯和法律监护人（ thesmphylaces ）”。 从行文看，宣誓者中都应当包括议事会，但监誓者的角色，就曼提奈亚和埃利斯论，肯定不是议事会主席团，因此把阿尔戈斯的八十人委员会视为议事会主席团，从类比的角度看存在难度。

按照希腊城邦的惯例，阿尔戈斯议事会可能也以部落为单位产生，也可能有以部落为基础组成的主席团。公元前450年的铭文上，的确出现过叙莱伊斯部落的吕科塔达斯任职的表述，暗示他当时可能是议事会主席团的主席或议事会的主席。有学者猜测，公元前420年条约中出现的八十人委员会可能就是议事会主席团，进而推测每个部落的议员是80人，议事会总共有320名议员。也有学者推测，公元前315年在议事会大厅被屠杀的500人都是议事会成员。但是，这些论点都缺乏证据支持。

议事会最重要的责任，可能就是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草案，可能还有事后的执行，因此条约宣誓时，一般总有议事会代表。公元前418年，在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中，不曾提及宣誓，因此也没有议事会或其他机构出现。然而，阿尔戈斯使团回国后，又要求修改盟约，可能是受到国内相关机构，包括公民大会指示的结果。有铭文显示，如同阿尔戈斯的官员一样，议事会能够独立做出决定，包括是否把外国使节介绍给公民大会。

八十人委员会可能是另一个议事会，但他们的产生、任期和职能都模糊不清。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八十人委员会不但和阿尔提奈一起就条约举行宣誓，还是宣誓的主持人。因为雅典方面是议事会主席团主持宣誓，所以最新的中文译本直接把它译成了八十人议事会。但阿尔戈斯毕竟不是雅典，况且同时宣誓的埃利斯的主持者是德米乌尔戈斯和法律监护人，曼提奈亚宣誓的主持者是泰奥罗利和波莱马尔赫。后两个国家当时也实行民主政治，且是阿尔戈斯的近邻，因此，如果类比，也应当是与后两个城邦的主持者类比，把他们作为官员或者第二议事会更为合适。皮埃拉认为，他们是阿尔戈斯的另一个议事会，每个部落各20人，不无可能，毕竟作为官员，他们人数太多。但也可能如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由卸任官员组成，具有部分议事职能。

第三个重要机构是各类官职。对于他们，除个别官职外，我们的了解很不充分。这些官员之中，比较重要的曾出现在雅典和阿尔戈斯等邦公元前420年签订的盟约中，包括八十人委员会、阿尔提奈、王和将军等。阿尔戈斯早期历史上有国王，此人可能有统率军队、举行宗教仪式等职能。公元前6世纪初，国王似乎已经从阿尔戈斯消失。公元前550年左右的锦标之战中，国王不曾露面。但到公元前5世纪，国王似乎又出现了。希罗多德提到，希波战争时阿尔戈斯有一个国王；在阿尔戈斯人和克诺索斯、图利索斯签订的盟约中，提到麦兰塔斯为当年阿尔戈斯的国王。但这时的国王应是个一年一任的官员，或许需要选举产生，履行原本由国王行使的某些宗教职能。阿尔戈斯人可能还以他的名字为年号，犹如雅典的执政官。

在修昔底德有关阿尔戈斯与雅典等国签订的盟约的宣誓人中，有名为阿尔提奈的官员。与他们一道出现的是议事会和八十人委员会，显示阿尔提奈可能是行政官员而非议事会，而且地位比较重要。阿尔提奈的原意相当于执政，或与克里特的官职科斯摩类似，有行政和司法裁决权。普鲁塔克提到，阿尔戈斯的邻邦埃皮道鲁斯有同名的官职，他们是一个与普通农民相对的特权群体，共180人，垄断着国家的管理权，那很可能表示他们终身任职。但在民主政治下的阿尔戈斯是否如此，并不确定。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他们仅仅出现过这一次，而且未具体提及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公元前5世纪初的一份铭文暗示他们可能仅代表3个多利安人部落。戈麦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官员，意在取代那在古典时代消失的达米乌尔戈斯。后者在公元前420年条约宣誓中的缺席，暗示戈麦的推测不无道理。如果他们真是官员，则他们可能和阿尔戈斯的大多数官职一样，任期只有半年。

我们对将军的了解稍多。希波战争期间，如果阿尔戈斯人的话可信，统率军队的仍是国王。但那可能是斯巴达人为了不交出统率权而发明的托词，因为早在公元前494年的战役中，统率军队的已经不是国王，而是某个不知名的官员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阿尔戈斯军队由将军指挥，共有5名，分别指挥5个支队。在战场上，5名将军集体指挥。塔拉叙鲁斯的例证表明，单个将军在战场上有一定的自由处置权，并且会得到士兵的服从，哪怕那是他未在与同僚商议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但他也要准备为他做出的不受欢迎的决定负责，因为阿尔戈斯有一个专门审判将军的场所：军队进城之前，在卡拉德鲁斯河可以审判将军。那些被定罪的将军有可能被阿尔戈斯人用石头打死，财产被没收。然而，像阿尔戈斯的其他官员一样，我们对将军的产生、资格和任期等重要信息，都一无所知。如果公元前418年阿尔戈斯与斯巴达交战的失败出自将军和精英士兵们有意识的背叛，则将军至少由精英阶级的人士担任。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有时可能不那么友好。事实上，公元前417年的寡头政变，就是军队中的精英发动的。虽然古代作家未提到任何将军的作用，但可以相信，将军们至少对政变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一般性与特殊性

在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中，虽然雅典并非希腊，但它是古代发展最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因此把阿尔戈斯与雅典民主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从基本制度设计看，阿尔戈斯的民主与雅典区别不大。公民大会掌握最高权力，就国家重大事务通过决议；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案，并监督决议的执行；官员们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需要向人民负责，可能遭遇反对和制裁。人民领袖在那里具有重大影响，甚至类似陶片放逐法的制度也曾在阿尔戈斯使用。最近发现的某些资料，证实阿尔戈斯官员们的任期仅有半年，暗示在贯彻民主政治的轮番为治原则时，阿尔戈斯更加激进。

然而，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界定的温和类型。由于资料的缺失，但主要是因为阿尔戈斯城邦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基础，某些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在阿尔戈斯从未得到实施。首先是陪审法庭。法庭是雅典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当苏格拉底的门徒把世界地图拿给老农斯特瑞普西阿德斯，指给后者雅典所在的位置时，老农表示不信，“因为我没有看见陪审员坐在那儿”。到公元前4世纪，法庭的地位甚至更加重要，在审判案件之外，那些对公民大会法令是否合法表示疑问的，也需要向法庭起诉。对包括将军在内的官员的审计、德莫登记公民中出现的争议，也都在法庭解决。但在阿尔戈斯，这样的法庭似乎从不曾存在过，它更多地依靠士兵出席的公民大会行使，如公元前418年针对将军塔拉叙鲁斯那样。由于公民大会召开次数有限，日常的司法案件，必定另有官员审理。官员的判决是否可以上诉到公民大会，也不清楚，目前的证据中没有类似的案例存在。就司法方面论，阿尔戈斯的民主程度与古典罗马共和国或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的雅典更加接近。

其次，是津贴制度。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起，大约与陪审法庭制度完善同时，雅典引入了给予官职以津贴的制度。首先获得津贴的是法庭陪审员，后来是议事会议员以及其他官员。到伯里克利时代后期，除将军和国库保管员外，其他官职基本都有津贴。公元前399年，出席公民大会也获得了津贴。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出席公民大会的津贴最高达到1.5德拉克马。虽然因此宣称雅典公民靠国家养活肯定不符合事实，但津贴制的引入，无疑压缩了财富和富人庇护体系行使影响的空间，有助于下层阶级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权。同时，津贴制也使那些有政治积极性但经济条件不允许的社会中下层能够暂时放下手中的活计，以担任官职、陪审员和出席公民大会的方式，实际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但在阿尔戈斯，至少从目前我们掌握的史料来说，没有任何对公民担任官职或出席公民大会给予补贴的制度。这样，能够担任官职的，甚至出席公民大会的，始终是中等阶级以上的人士，具体地说，是重装步兵等级以上的人士。由于阿尔戈斯绝大多数公民只能依靠自身养活，无暇也无力经常服役、出席公民大会或出任官职。从一般希腊城邦的情况看，能够充任重装步兵的，占整个公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阿尔戈斯数次全军出动时，如塞佩亚和曼提奈亚战役中，军队的主力一般都在5000—6000人。他们不仅是在卡拉德鲁斯河畔举行的士兵大会的主角，可能也是公民大会的主要出席者。易言之，三分之二相对贫穷的公民，基本被排除在阿尔戈斯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托姆林森正确地指出，阿尔戈斯明确存在富人与穷人的区分，能够在公民大会中投票的，始终是那些财富足以让他们制备重装步兵装备的人，而他们是公民中的少数。因此，“阿尔戈斯政制属于温和而非激进民主政治的类型，属于公元前462年改革前在雅典存在的类型。”

最后，如已经指出的，阿尔戈斯军队的性质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把雅典民主政治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海军及其帝国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不免过分，但海军的发展直接影响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某些特征，包括津贴制的实行和社会下层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官职向第三等级及其以下的公民开放，促成更加广泛的参与，大体没有疑问。在叙拉古，因击败雅典入侵军过程中海军扮演了重要角色，叙拉古的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末进一步民主化。在希腊城邦那种士兵和公民身份合二为一的背景下，能够执干戈保卫国家的人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对此亚里士多德已经在政治学中有所申述。他注意到，城邦政体与能够有多少公民充任士兵有直接关系，当许多步兵能够加入公民团体时，就出现了所谓公民政体（ politeia ）。 托姆林森也认为，在希腊城邦中，“军事组织与政治制度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一个可以说明另一个。在我们拥有足够事实材料的地方，情况的确如此”。

阿尔戈斯一直是一个陆上强国。如公元前4世纪的底比斯一样，战场上的制胜力量始终是步兵。无论是公元前494年的塞佩亚战役，还是公元前418年的曼提奈亚战役，战场上的决胜主力都是步兵，而且是重装步兵，轻装兵很少获得上场机会。所不同者，是阿尔戈斯特意组建了一支1000人左右的精英部队，由国家支付费用，专事训练和作战。这支军队的确发挥了作用，但因为他们出自阿尔戈斯最富有的家庭，后来被利用，成为推翻民主政治的力量。至于阿尔戈斯的海军，从不曾在文献中出现过。虽然阿尔戈斯的主要对手斯巴达以陆军见长，与斯巴达人争夺库努利亚等地区时，主要依靠陆军力量，但因为这些地区都属沿海，如果阿尔戈斯组建海军，可以让他们采用更灵活的战略。同时，阿尔戈斯也不完全缺乏港口。但是，阿尔戈斯人始终没有组建过海军。学者们正确地认为，那些不能在战场上为国家奋战的人，是否有出席公民大会的权利都是疑问，更不用说发挥政治作用。因此，阿尔戈斯的民主，是阿尔戈斯中上层公民的民主，始终停留在所谓的温和民主阶段，不曾遭遇来自下层阶级严重的挑战。

与雅典不同，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成绩并不耀眼。希波战争中，它借口自己在塞佩亚战役中损失惨重，保持了不光彩的中立。公元前5世纪，在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强国左右希腊世界的形势下，阿尔戈斯偶尔可以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但从未成为决定性力量。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民主政治时代，阿尔戈斯在众多势力之间，能够顽强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已属了不起的成功。它先是面对希腊世界的头号霸主斯巴达，通过吸纳边民加入公民队伍，调整制度，在人力和物力都明显弱于斯巴达的情况下，迅速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中复兴，再度统一阿尔戈斯平原，成为斯巴达的劲敌。在阿奇达马斯战争中，阿尔戈斯保持了中立，当雅典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抱怨因战争带来的各种灾难和不便时，当斯巴达人因在派罗斯失败声望大为下降，遭遇盟邦轻视时，“阿尔戈斯人却事事顺遂，他们没有参与阿提卡的战争，而是与双方都有盟约，获益匪浅”，成为科林斯、底比斯、雅典和斯巴达等众多城邦求援的对象。在与斯巴达争夺库努利亚地区再度失败后，阿尔戈斯及时收手，与斯巴达签订了和约。在科林斯战争中，阿尔戈斯之所以能成为斯巴达强大的对手，是因为它长期保持了政治稳定和休养生息。的确，阿尔戈斯对斯巴达的挑战，像过去一样，再度以失败告终，但那很大程度上源自斯巴达与波斯的联合压力。面对如此压力，所有希腊城邦，包括雅典和底比斯在内，都不得不暂时屈服。阿尔戈斯的衰落，与公元前370年那场残酷的“革命”关系更加直接。在那场富人打算联合雇佣兵推翻民主政治，因阴谋泄露而引起的大屠杀中，约有1200名富人丧命，还有部分人民领袖被处死。自那以后，“阿尔哥斯仍活动在希腊历史舞台上，但确实不引人注目了”。尽管如此，它仍是交战各方必须考虑的因素。公元前337年科林斯会议后，阿尔戈斯借助马其顿的腓力的力量，终于收回了库努利亚等地区，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阿尔戈斯保持内部稳定的能力。由于民主政治下民众对国家管理和政治相对广泛的参与，大量希腊城邦很难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政治稳定。在《政治学》总共8卷的篇幅中，亚里士多德用第5卷和第6两卷来讨论各种政体发生革命的原因和保持政体的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随时可能爆发内部冲突和发生政制变革。为此，亚里士多德给如何保持各种政体开出了相应的药方。但是，即使他的药方有用，也略显太晚。进入希腊化时代之后，希腊城邦内部的冲突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芬利如此概括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城邦政治：

在一个技术落后、主要由小土地所有者组成、有着严格分层社会结构以及孜孜不倦地进行地方战争的世界里，人口少于一万人的独立城邦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缺乏资源和人力使自身免受自然灾难（例如连年饥荒）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以及不断的军事冲突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因此，其政治经常崩溃于公开内战，并常常伴随将城邦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强国的行为。诚然，由于史料的不足，这仅仅是一种印象，但这是将下层阶级纳入政治共同体的一个代价。

芬利的判断虽然指向相对较小的城邦，但大邦有时也不能幸免。即使以雅典而论，亚里士多德就列举了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发生的11次政治变革，其中陷入内战或濒临内战的情形，就不止一次。另一大邦斯巴达因压迫边民和黑劳士，公民被迫生活在军营中。但即使在公民内部，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来，斯巴达内部也多次发生冲突。在卡特利奇看来，

古代希腊式民主是一种基于冲突而非一致的多数决策制度。民主的政治，用我们的话说，是一种零和游戏，用他们确实使用的话表述，是竞争（agon）。在他们那样一个透明的、面对面的体系中，每次就重要政策问题进行的投票，都存在冲突爆发的危险，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冲突有控制的表达。

作为一个城邦，阿尔戈斯拥有约一到两万公民，作为重装步兵的全权公民也在6000人以上。就外部环境来说，它经常遭遇斯巴达的威胁，也是雅典极力争取的对象。自公元前5世纪初民主政治诞生后，在阿尔戈斯内部，肯定也存在着穷人和富人、民主派与寡头派的矛盾。阿尔戈斯爆发冲突的概率，也应当远超过一般较小的城邦。但是，在希腊人的历史文献中，阿尔戈斯的内部冲突出乎意料地稀少。从公元前5世纪初阿尔戈斯民主政治产生，到公元前4世纪末，阿尔戈斯主要的冲突有三次：第一次，是驱逐那些所谓奴隶的后代，第二次，是公元前418年寡头派颠覆民主政治以及半年之后民主政治的恢复，第三次，是公元前370年的革命。三次冲突都发生在公民内部，但后两次显然是寡头分子挑衅在先，民主派随后展开反击。与雅典比较起来，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阿尔戈斯公开爆发的冲突数量要少得多。这里当然有历史文献本身的缺失问题，因为对大多数希腊城邦而言，如果它们偶尔出现在历史文献中，那大多是因为它们与雅典或斯巴达等邦发生了联系。在其他时候，史料对它们状况的记载基本是空白，对于城邦内部的变革，记录更少。“关于埃吉那的历史（除考古资料外），我们拥有的独立知识几乎为零。在历史文献中，该岛主要因为它与雅典的联系而现身。”阿米特对埃吉那的论断，略加变通之后，可以应用到阿尔戈斯：该邦主要因为它与斯巴达和雅典的关系现身于历史文献中。但是，就希腊人对政治冲突的兴趣而论，这样的沉默毕竟不同寻常。事实上，一旦冲突发生，希腊人有兴趣记录它们。亚里士多德就在《政治学》中连篇累牍地引用了大量内部冲突和政治变革的例证，但关于阿尔戈斯，除吸收边民和公元前418年那两次冲突外，其他冲突例证稀少。而规模与阿尔戈斯大致相似的国家如底比斯等，至少就公元前5到前4世纪论，内部冲突的次数和程度都明显要多于阿尔戈斯。

芬利认为，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等大国所以取得稳定，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强国或征服了周边大片土地，派出自己的公民建立殖民地，或公民个人利用本邦的霸主地位，直接在盟邦占领土地。但阿尔戈斯既不是征服型国家，也没有大规模建立海外殖民地，在与斯巴达的争夺中，它几乎总是处于下风。虽然阿尔戈斯土地肥沃，地下水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比较有利，但在希腊，色萨利、克里特等地区自然条件更加优越。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那两个地区的政治并不稳定，农奴经常发起暴动。因此，阿尔戈斯的稳定，需要从其他方面做出解释。

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如雅典完善，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也不如雅典广泛，但如前所述，阿尔戈斯的官员们需要为他们做出的决定负责。士兵对将军可以进行审判，相应地，公民也应当有权力审判其他官员。罗宾逊证明，阿尔戈斯公民大会对官员的监督相当严厉。而官员较雅典同侪更短的任期，也使得公民们可以较快更换不合格或他们不喜欢的官员。所以，阿尔戈斯长期的稳定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官员们合理的行动以及公民对民主政治的忠诚。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18—前417年事件的记录，使我们获得了少有的阿尔戈斯内部政治状况的记载。当时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部分寡头分子合谋，先说服阿尔戈斯人与斯巴达结盟，出兵西库翁建立了狭隘的寡头政治，接着回师阿尔戈斯，合谋推翻民主政治。阿尔戈斯的民主派先是隐忍，当寡头统治的残暴让所有阿尔戈斯人都感到忍无可忍时，他们利用斯巴达人过节的机会，发动起义，成功推翻了寡头派，重树民主政治。寡头分子们前往斯巴达求援，但斯巴达人不愿意马上行动。等到斯巴达终于发起远征时，民主政治已在阿尔戈斯建立。斯巴达人觉得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成功，不顾阿尔戈斯寡头分子的请求打道回府。此后，阿尔戈斯与雅典结成同盟，并在雅典帮助下开始建筑通向海边的长墙。目的是“一旦陆路被切断，在雅典人的帮助下，可以从海上输入所需……阿尔戈斯人全民出动，男人、妇女和奴隶，动手筑墙”。虽然工程被斯巴达人破坏，但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并未被推翻。上引修昔底德最后那句话值得注意的地方，恰恰是“全民出动”，表明民主政治得到了阿尔戈斯大多数人的支持。不过，民主派并不希望彻底清算他们。对于那些寡头分子，他们只是选择了300人，把他们作为人质交给雅典人看管。对于其他人，阿尔戈斯人选择了宽容。如果我们将阿尔戈斯人的举动与科西拉内战中双方的行动比较，则阿尔戈斯民主派行动的温和，或许不亚于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派击败三十僭主后实行的和解与大赦。那次大赦行动，让雅典民主派赢得了古代所有作家的一致颂扬。如同在那之后雅典民主政治几乎再未遭到内部挑战一样，经此之后，直到希腊化时代初期，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也不曾被成功从内部颠覆过。

结论

古典时代的希腊历史是多中心的，雅典和斯巴达只是巴尔干半岛上两个影响最大的城邦，因文献相对丰富得到学者们关注。讨论古代民主的论著，则大多把注意力放在雅典。从学术发展来说，这种状况自有其合理性。但从全面理解古希腊历史来说，则非常不客观：它严重忽视了希腊历史的多样性，也贬低了希腊人多方面的创造力。从政治试验来说，斯巴达是希腊最早的重装步兵国家，也是第一个把政治权利授予全体斯巴达公民的国家；现今发现的第一份有关政制的铭文，出自公元前7世纪克里特小城德莱鲁斯，它第一个尝试以成文的形式对官职任期和责任进行规范；开俄斯可能是第一个设立民众议事会的城邦；平等的口号，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首先出自萨摩斯的麦安德利乌斯之口；打散公民重新构建基本政制框架的，是北非的希腊人殖民地库莱奈；伊奥尼亚人中，首次讨论了把众多城邦组合成一个大国的可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讨论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类型及其特征时，显然综合了诸多城邦民主政治的资料。罗宾逊梳理了18个古希腊早期民主政治的案例，发现“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民主政治已经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在其他地区甚至出现得更早。到公元前5世纪初，这种政体已经是希腊世界一个确定无疑的现象”。由于古风时代希腊并无一个绝对的霸主，这些民主政治大多独立发生，没有一个是由其他城邦强加给某个城邦，或者是从另一城邦进口的。希腊民主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源自古风时代希腊广泛流行的平等主义。准此而论，雅典的民主政治既非第一，也非典型。“对古代民主政治的雅典中心观，自然是因为古典雅典历史提供的资料异常丰富的深度，但它不应模糊民主真正的起源地在希腊其他地区”的基本事实。

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是独立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构成了阿尔戈斯公民的主体，也是军队的核心。作为城邦，它的基本制度体现了共性：公民大会的主要出席者是农民，有定期集会讨论城邦大事的传统，但频率不如雅典那样密集，正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农民是最优秀公民的理论，因为“这类人民的财产都不大，终年忙于耕耘，就没有出席公民大会的闲暇。一家衣食并无余裕，早晚不舍耒耜……总之，他们乐于田亩之间的作息，参政和服务公共事务既没有实际的收获，他们不想染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对国事不关心，毕竟战争一旦开始，首先走上战场的就是他们。阿尔戈斯的公民大会对官员的监督，虽不如雅典严厉，但也不是可有可无。官员们任期短暂，按照惯例经人民选举产生，也乐于遵守成规，因此造成了阿尔戈斯历史上政治变动不大的现象。从治理效果论，阿尔戈斯的确没有成为希腊世界的超一流强国，但它也较少卷入希腊世界的战争，小农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少。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阿尔戈斯仍有足够的力量，联合底比斯和科林斯等向斯巴达挑战，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城邦的稳定。在冲突频发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既不依靠征服，也未向外殖民，却能够保持城邦政治稳定，表明了民主制城邦因应形势的能力。事实上，在希腊世界，底比斯、叙拉古、埃利斯、阿凯亚、麦塔彭同等的民主政治，都诞生在农民共同体的基础上，制度和运作都与阿尔戈斯类似。与此同时，民主政治也出现在开俄斯等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城邦。这些案例表明，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不仅多样，即使它们的制度总体上不如雅典民主，但在个别方面表现得可能激进，如阿尔戈斯官职的半年任期制，同样也取得了城邦的稳定。阿尔戈斯等的案例，表明我们需要根据最新的资料，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雅典之外的地区，从众多具体案例中，揭示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丰富和变化，由此更进一步探索希腊国家多样化的类型。事实上，目前公认的事实是，不仅民主并非雅典一种类型，城邦也不是希腊国家的唯一形态。多中心的希腊世界，本就是多样化的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试验场。阿尔戈斯的案例，在表现出城邦共性的同时，也展示了城邦民主的多样性，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