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并不是所有坩埚钢都能够打造出带花纹的大马士革钢来，需要相当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所以真正的大马士革钢要晚于乌兹钢和布拉特钢若干世纪出现也是正常的，应该是在锻打这些坩埚钢无意中发现的，而且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显示花纹的浸蚀剂的使用。阿拉伯文献中阿尔金迪最早于公元9世纪记载了花纹钢刀并有较详细的研究，真正能够制作这种带花纹的钢刀时间大概略早一些。

目前谈到“镔铁”花纹的最早中文文献恐怕只有李白的《暖酒》诗这一个孤证了。如果李白比阿尔金迪早100年就知道镔铁的花纹特征话，似乎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而且其他唐代的各种文献，包括《大藏经》也没有对镔铁花纹特征的任何记载，所以《暖酒》诗不仅为孤证甚至可能是伪证，而前文所述语言学的证据也证明其为后人伪作。

那么目前所知最早谈到镔铁刀剑花纹的应该是宋末元初时期周密《云烟过眼录》中那把“金水总管造”刀的相关记载，年代大约可到金朝（1115—1234年），这也可能是中国最早制作这种花纹钢刀的时间。真正开始全面注意到这种花纹特性差不多到元代了，出现的关于“花镔”、“镔铁纹”的诗篇也主要是这个时期的，但是那时也有将西蕃来的镔铁混同于东南亚和日本花纹钢刀的，如张宪有诗句“呱洼绣镔柔可曲”。

宋沈括《梦溪笔谈》“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鱼肠即今燔钢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燔钢剑文也。”描述了当时有花纹的燔钢剑或者松文剑，并没有称之为“镔铁剑”，可见是有所区别的。也许有两种理由，一种是燔钢剑确实为国人所发明并生产，类似于焊接花纹钢，与西蕃产的镔铁剑并不同，其实从型制区别产地往往是最容易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当时“镔铁”根本没有和花纹的特征联系起来，自然不会有任何联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镔铁的花纹特征到北宋时期还没有明确。

所以，真正大马士革钢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当与“金水总管造”刀制作时代相当，晚至金代。

劳费尔大概是最早将中国的镔铁与西方的大马士革钢联系起来的，以后章鸿钊、张子高、杨宽等多支持此观点，然而仔细考察大马士革钢的词汇来源以及“镔铁”在古文献中的种种含义后却发现不尽其然。

根据前文提及“镔铁”多种含义可知，“镔铁”并不仅仅指表面花纹钢，从开始就是作为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高质量钢铁制品存在的，用来制作的物品也是多种多样，显然很多东西不能像刀剑那么方便显现表面花纹来，后来甚至引申出很多意思，如“镔铁局”、“镔铁祠”等。各朝字典对“镔”字的释义中从未提及花纹特征也可见一斑。事实上，古人对“镔铁”的定义一直就在锋利、质量好等方面，也就相当于高碳工具钢，偶尔出现的花纹特征也会作为稀罕事物认真加以描述。

所以“镔铁”不是“大马士革钢”的同义词，但“大马士革钢”的内涵基本上可以包含于“镔铁”中，“大马士革钢”更多时候是与刀剑等联系在一起的。

与花纹钢

菊花克什米尔)传入中国的镔铁都属于花纹钢。中国古代关于花纹钢的记载至迟始于东汉时，在唐、宋、明、清都可见到。西晋傅玄文身梦溪笔谈》说的鱼肠剑、松文剑等都是由花纹钢制成的。

从文献的表现来看，“镔铁”更接近于包括乌兹钢、布拉特钢的坩埚钢系列，理由如下：首先，“镔铁”文字最早出现于隋代从天竺等地翻译过来的经书，而当时的天竺正是坩埚钢的主要产地；其次，镔铁来源于罽宾等外国，而考古发现较早坩埚钢的巴基斯坦最北部塔克西拉古城也在古代罽宾国境内；再者，镔铁一直是中国的一种主要进口产品，古文献提到的几个主要产地如罽宾、波斯、大食、天竺等恰恰也是坩埚钢的主要产地。

“镔铁”不是“大马士革钢”，“乌兹钢”的同义词，更接近于坩埚钢系列。镔铁更象由中亚的布拉特钢加工得来，而由南亚乌兹钢加工得到的大马士革钢却很少见（不是绝对没有）。

冶炼方式

1、折花钢

2、灌炼花纹钢

由生铁熟铁

3、调画花纹钢

由不均匀的表面渗碳而成。

4、坩埚钢

熟铁、木炭和其他物质在坩埚中熔化后形成的混合物制成的钢。

5、锉花钢

是在已经夹钢的刀剑刃部相间地把表层材料锉掉、锻平而得到的。如果控制得当，这类刀剑就有较好的花纹，较为锋利，并具有一定的弹性。

光滑程度

可分为平面纹和糙面纹。

钢材质地

可分为铸造结晶花纹钢（乌兹钢、镔铁）和人工锻造（焊接）花纹钢。

由于印度的乌兹铁矿在17世纪末被开采殆尽，所以铸造型花纹钢也消失了，大马士革钢刀的制作就此失传。20世纪，不断有人想利用现代的科学来分析和复制大马士革钢刀，但是都失败了，而今大马士革已经成为花纹钢的代名词了，现代的大马士革钢只是焊接型的花纹钢了，而且这种花纹是为了美观而制作的没有实际的意义。

其实在现代制造工艺的冲击下，乌兹钢锭的制作工艺已经失传，新生产的大马士革花纹钢是现代工艺的产物，应该说，真正的大马士革刀已经失传了。乌兹钢从冶炼到锻造对温度的要求都很苛刻，冶炼时温度不得高于一千度，锻造时必须低温（即中国的所谓“冷锻”）。钢铁在高温下可塑性较好，一般制作刀剑都在高温下将刀剑敲打成型。但乌兹钢如果高温锻造，碳会大量流失，碳结晶也会被破坏，因此锻打时温度不能太高（自然也不能太低），很难掌握，所需的技术，经验，劳力能比其他钢铁要多，成品率却低得多。乌兹钢刀的制作技术只流转于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欧洲人早在维京时代就通过“瓦兰吉亚到希腊之路”进口乌兹钢，但都是大体成型的钢条，对于钢锭如何加工成刀条欧洲人并不了解。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曾劫掠过一艘满载乌兹钢锭的印度商船，运回欧洲出售，大多卖给了里斯本和马德里的高级刀工。这些刀工用这些钢锭制造精致的匕首等物，发现成品没有花纹（说明碳晶体已完全破坏），性能也平平，显然欧洲人用的是自己的传统锻造工艺。

大马士革钢的发明始于大约西元8世纪，至18世纪，面对产业化革命带来的现代冶铁工艺，工艺复杂成本高昂的大马士革钢在商业竞争上欠缺优势，工匠口口相传的技艺逐渐失传。因为始终缺乏此项工艺的文献记载，于18世纪中期失传，原始制造工艺从此无可考证。

数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想用最现代化的方法模仿制造，很少取得成功。我个人认为，作为一种已经失传近三个世纪的技术，所谓的各种煅造方法虽多，但那也只是当代人的推断而已，不可尽信。市面上销售的所谓大马士革钢刀多是模仿当年的花纹，采用折叠锻打焊接或者表面处理仿制大马士革花纹钢。已知的真正大马士革钢刀最晚制作于1750年前后。

大马士革钢主要分为铸造型和焊接型。古代名刀都是铸造型性能优异！铸造大马士革钢、接焊大马士革钢，前者不是用含碳量不同的铁碳合金锻合而成，而是用熟铁渗碳法，或者直接冶炼法在坩埚中冶炼得到的。这坩埚钢俗称乌兹钢，它在冶炼过程中并未完全达到液态，而是一种胶融态，冶炼产品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和成分极不均匀的钢铁集合体，就具有了花纹，一般古代乌兹钢都是这类型，由于其切金断玉的性能，可谓价值连城。后者则完全是用接焊方式，把不同含碳量的铁碳合金一块一块地焊接成的。铸造大马士革钢亦可通过增加折叠锻打次数的方式使花纹变得更加细腻均称；接焊大马士革钢花纹则完全是人为的，显得比较呆板，为工厂大批量生产，基本没有什么价值，新制的小刀为花纹而花纹多为哗人耳目而已，性能和价值跟古代铸造型乌兹钢都相差几个数量级。

史料考察

坩埚钢的起源还不十分清楚，甚至中国也可能是起源地之一，“镔铁”一词来源于国外或许还有疑义。暂不论镔铁最初从何处而来，但是后来的中国是否已经真正掌握了这项技术？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确实掌握了镔铁制作技术，从大量的文献中都可以找到镔铁使用的痕迹，但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唐代及以前的镔铁比较罕见，但译来的佛经有“镔铁”记载，应该和印度本身对这种产品的使用熟悉有关，并不能代表唐朝本身镔铁的普及使用，就更谈不上冶炼了。

宋代有文献记载产镔铁的地方值得怀疑的也有不少。哈密产镔铁主要是因为王延德记载的“喫铁石”，前面已经论述过其更有可能是陨铁或坩埚钢，算是有可能的坩埚钢冶炼之处了。高昌回鹘大概是掌握了这个技术，多次有关文物和其能够对照。

契丹国从有关资料来看好像并没有掌握镔铁，虽然有契丹献镔铁刀给大宋朝，但它本身还接受从西域诸国进贡来的镔铁器物，很难想像其自己能够生产镔铁，很可能是接受西域来的镔铁刀再转送部分给大宋朝。

至于辽之国号问题基本可以认为是金人杜撰。四川南宾和湖北武昌产镔铁的说法也是孤证；而金朝云内州的青镔铁是否与镔铁一回事还没有清楚，也没有直接的实物证据；金人尚佩镔刀也是物以稀为贵，“金水总管造”刀是否为中原地区所造还不得而知。

再来看看元代的情况。元代关于镔铁记载很多，正史中屡次提到镔铁，甚至还有镔铁局。前已讨论了，镔铁局其实并非一个管理生产的部门，而是“色人”技术人员的一个管理机构，说明中原地区的汉人并没有真正懂得这个工艺，需要一些西域出身的镔铁工匠来制造。而真正曾经制作过镔铁的可能只有“提举右八作司”曾经在“都局院”这个弹丸之地小批量地为内府生产过仅供皇族使用的镔铁。至元八年“制镔铁海青圆符”，恐怕仅仅是用现成的镔铁加工成器物，更和镔铁冶炼谈不上关系。元代张宪、刘因等诗句中的冶炼镔铁景象，并没有提到镔铁生产的一个关键东西——坩埚，很难说作者真的对这个实践有多少了解，但是也能看出至少镔铁在元代所属的回鹘等西域地区应该有生产了。

明朝的情况也并不乐观。首先来看传说中的明初焦驸马冶炼镔铁的遗迹——镔铁坑。如果我们认为镔铁就是用坩埚法冶炼出来的布拉特钢或乌兹钢的话，为什么镔铁坑出现的是大块的镔铁而不是小块的呢？显然这个“镔铁坑”很有疑问。其实，这里曾经冶炼出来的生铁经过后期的脱碳退火等热处理工艺以后，能够得到利器确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中间的很多过程无法得知了，故其实际上是一个高炉冶炼生铁的遗址而非镔铁坑。在明代礼部收取外国进贡物品中常有镔铁恰恰说明中国应该没有大规模的镔铁生产。其价格甚至比不上一般的玉器、青金石，制成的大刀也不如普通的两刃刀，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多少兴趣。从明朝大臣的奏折可以看出将镔铁制品视为无用之物，当然也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冶炼。另外，明代出现了一批技术百科全书，对当时钢铁制作技术都有较多笔墨，但却缺少对镔铁技术的描述，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唐顺之《武编》等。只有方以智《物理小识》对镔铁略有记载，却是道听途说。

清代以后，“镔铁”很少出现在文献中，倒是山西等地的坩埚炼铁得到关注较多。此外，中国近代还有一种渗碳热处理的“焖钢”工艺，是否与冶炼镔铁的坩埚钢工艺有关系，还值得深入探讨。

从文物考古方面来看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没有一例可以准确判断为镔铁产品的文物报道，仅有一把藏于芝加哥历史博物馆的产自&世纪西藏的刀经过史密斯教授检测为大马士革钢，而国外大马士革钢被确定的比比皆是。辽宁博物馆藏的清代乾隆年间的“扣鸣刀”有精美花纹，经台湾陈朝波研究为类似于日本刀的花纹钢，并且成功进行了仿制。民间的流传的一些刀剑，经过研究基本弄清楚了其制作工艺。

但由于缺乏显微组织分析，很难确定是镔铁刀剑。当然，经过系统分析检验的样品较少，利用文物进行坩埚钢技术和花纹钢技术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深入。

总之，无论从文物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来看，中国除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生产坩埚钢的可能外，中原汉人聚居区一直缺乏镔铁生产的可靠证据。中国自始至终镔铁没有大规模生产，一方面是中国自己的生铁—生铁脱碳钢的钢铁技术体系非常完善，而外来的坩埚冶炼高碳钢的工艺除了满足少量统治阶层内部人员的享乐外并未有多少实际用途，远不及生铁改善中国生产工具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大；另一方面，从兵器角度来看镔铁刀固然为利器，但是在宋代以后逐渐产生的火器技术将军事技术的竞争从以前冷兵器时代吸引到火器技术上以后，也使中国丧失了进一步研究镔铁生产工艺技术的动力。元代虽然有西域各国的人士帮助中国生产镔铁，但是由于历史短暂，加之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没有汉人集团掌握这项技术的可能，终于导致了镔铁不能在中国中原地区生产且绝传的结果。

源地探索

镔铁既然最初由中亚和南亚进口而来，可以认为坩埚钢冶炼就是镔铁制作的主要工艺。而与大马士革钢联系更为紧密的中亚的布拉特钢工艺，经过分析检验证明可能用生铁和块炼铁作为其主要原料，也就是所谓CO-fusion 工艺，这也与阿尔伯鲁尼的文献相印证。如果这样，惠琳“以诸铁和合”制作镔铁的工艺描述也是可靠的。如今在中国以外的中亚地区还没有发现早于10世纪的高炉冶铁遗址，甚至连成品生铁都几乎没有发现，最大的可能就是从中国进口生铁。

中国是最早掌握生铁冶炼技术的国家，从大约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能够铸造生铁了，随后又发展出铸铁脱碳工艺并生产钢制品。中国的“和”的技术思想早已有之，能够孕育出生熟合炼的新的钢铁工艺来。年代上限到汉代的几个遗址发现坩埚的报道也很有趣，除洛阳为首都级的城市外，其他在北京、内蒙古、新疆，分别属于北部和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虽无更多资料，但有一时坩埚冶炼之繁荣景象也可想像。晋杨泉《物理论》记载阮师能够利用“五精之陶、阴阳之候、刚软之和”，表明可能已经掌握了生熟铁混和的CO-fusion坩埚钢冶炼工艺了，其年代大约在汉晋之间。相传梁朝道士陶弘景有“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玉石部》引），北齐綦毋怀文“造宿铁刀，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北齐书·綦毋怀文传》），或许也与坩埚炼钢有联系。【一般认为，綦毋怀文造宿铁刀属于灌钢工艺，但是很难想像一般的灌钢需要那么长的冶炼时间，所以有两种合理解释：一是灌钢工艺未成熟时，主要依靠固态渗碳；二是生熟铁同置坩埚中冶炼出坩埚钢。】后来的灌钢工艺，也许是为了提高效率，将本来在坩埚中的冶炼工艺简化到不用坩埚，结果就使氧化还原气氛不易控制，终于炼不出镔铁那样高质量的钢铁制品来。或许正是这种生产目的追求大众化廉价钢铁制品的原因造成了成本相对高昂的坩埚钢工艺失传。

《汉书·西域传》对罽宾国的物产描述中没有铁器，说明当时可能并没有掌握冶铁技术，后来能够成为坩埚钢的重要产地，一方面也许是受到南印度方面来的坩埚钢技术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到中国中原地区的铸造生铁技术的影响，两种技术交汇于此，很有可能发展起后来的坩埚钢（镔铁）技术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坩埚钢可能产地是中国新疆。事实上，早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新疆南部就有生铁生产的遗迹，克里雅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这里已经能够铸造生铁。圆沙古城遗址出土的盛铸造铁釜的网袋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390~350年，这是目前中亚考古发现生铁产品的最西端，这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可以互为验证，说明当时新疆已经具备了CO-fusion工艺的原料基础了。新疆鄯善苏贝希墓地（公元前300—前100年）的考古发现有很多质量很高的铁器，经过检验有含碳量在0.7%的亚共析钢，基本没有夹杂物，疑为坩埚钢的产品；新疆哈密黑沟梁遗址（公元前500—前100年）出土的铁器经过检验也有质量很好且没有夹杂物和渣相的亚共析钢，经过分析含碳量在0.6%左右。这些科学分析很容易让人将新疆公元前的早期铁器与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古城的坩埚钢，甚至公元后第一千纪的中亚的各种坩埚钢产品联系起来。另外，新疆发现的冶铁坩埚也是比较多的，报道的库车阿艾山和民丰尼雅遗址，都发现年代可能早到汉代的冶铁坩埚，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分析才能解决。毫无疑问，随着新疆古代冶金考古的进展，应该能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有价值证据。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编导人员定位为“历史正剧”，又称据《史记》《汉书》“改编”。于是人们在热心关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的同时，也自然会思考剧中的情节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

比如，剧中第34集有张骞和工匠在匈奴铁匠铺中的对白。张骞问：您往这里头加的是什么呀？工匠回答：这是锻造精钢宝刀的密料，从大月氏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第44集又有张骞对月氏女王说：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精钢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观众因此产生了对于所谓匈奴“精钢宝刀”的疑问。有记者就剧中若干问题访问了《汉武大帝》历史顾问求实先生,就有了以下对话：

“精钢”是从西域传来的吗？

《汉武大帝》中，刘彻看见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献的削铁如泥的匈奴宝刀“径路”很震惊，派张骞出使月氏国，带回炼精钢技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真的是与汉武帝想引入精钢技术有关吗？但是，既然铁在中国出现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观众疑惑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术怎么会比汉朝还高？

据求实介绍，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这个词据考证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中国铁器时代发生较晚，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秦陵兵马俑的武器可证。制铁技术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汉。

求实先生接着又谈到，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竟然导致了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亚、印度、北非和欧洲大约在纪元前十世纪即进入铁器时代，制作优质钢铁兵器的技术早于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这种钢质镔铁，中世纪也传入欧洲，西方人称之为“印度钢”。

法国学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贵霜）产西方人所说至珍贵之‘印度钢’。至良之剑，则铸自波斯、叙利亚。古代印度钢，驰名四海，人争求之。”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那种黑色添加料，叫“金丝梵”，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当然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并非只为引进精钢技术。派张骞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汉武帝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的战略规划。

求实先生所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动机，是“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获取精钢炼制技术”，按照求实先生所说，似是另外的收获。

对于《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说明，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看来，就所谓“镔铁”及其传入中土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其实，“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的说法，还需要证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体现的是特殊的军队构成，秦俑的性质还未能确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秦俑军阵有仪仗的意义。因此“秦陵兵马俑的武器”，不足以证明当时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正如尽管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表演举世闻名，不能据此误以为现今英国军队以骑兵为主一样。

历史事实是：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林干：《匈奴史》修订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又，《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至于西域诸国，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婼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又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入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裴《集解》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汉书·汲黯传》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一语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有异。唐人元稹诗“金刚锥透玉，镔铁剑吹毛”（《全唐诗》卷四二三），也表露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今按：“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认定汉武帝时代已经“引进”“镔铁”，如果没有确凿的考论，则不免会被认为对历史研究基本年代学准则的背离。

杨宽先生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212页）美国学者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也说到“镔铁”和“印度钢”：“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大马士革钢’，但是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钢是否输入了唐朝。根据六世纪的记载，说这种钢产于波斯。但是七世纪时又说它是罽宾的产品。据认为，这种金属‘坚利可切金玉’。中世纪时印度出产的高碳‘印度钢’也具有与大马士革钢相同的波形条纹。在中国，将这种金属称为‘镔铁’。‘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中的一个类似于‘pin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574页）应当注意到，按照谢弗先生的意见，关于“镔铁”或“印度钢”，中国人是中世纪才知道的，唐朝是否传入，还需要考论。杨宽先生则认为在北魏时期传入。即使如此，距离汉武帝时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应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金丝矾”并不具有“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物理小识》写道：“《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可见“金丝矾”应是黄色，并非“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不仅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考古》1963年11期）于是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在《剑和刀》（《中国古兵器论丛》）一文中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剑，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著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青铜剑的渊源》，《缀古集》）看来，现如今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也还可以讨论。《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径路刀”与“饭匕”共用调酒，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著《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一书第五章《匈奴考古》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关于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编导者“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粉末冶金生产花纹钢的目的，也是在于更好的结合两种不同金属的金属性能，虽然比大马士革钢等有所欠缺，但所谓哗众取宠的说法不足为信。如今的传统刀匠依然可以通过叠打，而非焊接轻易地获得花纹钢。但由于使用的是熔铸的钢坯，所以在晶体结构上略有欠缺。现代热处理的精确控温可以得到不错的马氏体结晶，当然还是比不上大马士革钢。

由来

日本刀的波浪花纹全凭借打磨就可以很清晰，那是烧韧纹的一种，也可以通过酸洗来使花纹更加明显。

而乌兹钢的花纹是叠层锻打产生的必须经过洗刃才看得到，传统的太刀外面的包钢就是纯手工叠层锻打的花纹钢，以提高整体刀身的韧性，而刃部则是含碳更高的刃钢，假如对太刀进行酸洗那么首先刀刃会比其他地方明亮，而刀身整体会呈现不明显的极细的花纹，那是叠层锻打的结果，同时在其上波浪形的烧刃界限会更加明显。

顺便一说日本玉钢锻刀和马钢一样，也是使用的没有完全融化过的钢，以使其保持原有晶体机构使之更加锋利，中国的刀在此并不十分出众所以不说了。

洗刃

一般就是通过一些具有腐蚀性的液体来处理刀身表面，利用不同物理化学性质的钢的腐蚀后颜色的不同，来显现花纹，如今很多人喜欢用三氯化铁（一种黄色结晶体）来洗刃。

金丝矾

上文提到的金丝矾不太可能是硫酸铁，反倒更可能硫的砷化物也就是雄黄或者雌黄。

这不仅仅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炼金师对砷的偏爱，外国本来就有用砷洗刃的做法已达到淬毒的效果，而同时，硫化物洗刃的效果也十分不错，由中国古代的砷白铜的有毒兵器的存在，我们得知砷的硫化物在中国的刀剑冶金方面是早有应用先例的，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这里使用的金丝矾是砷的硫化物。

元代回族回回炮火铳手工业兵器制造技术的巨大成就，是古波斯工业技术与中国传统手工技术结合的产物。

大约在北魏时期，天然花纹钢由波斯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与西域已有交往，取得这种宝刀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知是否取得此钢的冶炼锻造技术？镔铁在当时是极为珍贵的物品。到了元代，随着版图的扩大，大批回回人入华，其中不乏掌握冶炼大马士革钢技艺的工匠，因此元朝工部在中原建立了镔铁局，专门负责炼制带错金花纹的镔铁器。

元代国家官制，在工部之下，设有诸色人匠总管府，大都人匠总管府和随路诸色民匠都总管府，分别管辖百工技艺，并在诸色人匠总管府之下设梵像提举司，董绘画图象及土木刻削之工，出腊局、铸泻局，掌金银铸造之工银局、镔铁局，掌金、银、铜铁镂刻之工玛瑙玉局、石局、木局、竹局，掌琢玉和石、木、竹雕刻之工。除以上设置之外，另设有大都留守司、修内司、祗应司以及器物局等，管辖宫殿、寺观、府邸、公廨等营缮以及皇室日用器物的督造。《中国雕塑艺术史》

元明时期的中国花纹钢刀剑，不难看出元代时期的花纹刀剑，无论从工艺还是用料上，与同时代的大马士革钢刀是有差距的。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作者。生平事迹未可考定，据说其人武艺高超，因为其生活年代是元末明初，于对镔铁的认识是很直接的。

镔铁雪花刀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对于武松所用的镔铁雪花刀，就有详细的描述：

“别的不打紧，有两件物最难得：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数珠，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震平安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张青劝武松饮酒；至晚，取出那两口戒刀来，叫武松看了，果是镔铁打的，非一日之功。”

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一身衣服，一领皂布直裰，一条杂色短穗绦，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这刀时常半夜里鸣啸得响，叔叔前番也曾看见。”

杨志卖刀

杨志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

牛二喝道：“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

杨志道：“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

牛二道：“怎地唤做宝刀？”

杨志道：“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

血。”

牛二道：“你敢剁铜钱么？”

杨志道：“你便将来，剁与你看。”

牛二便去州桥下香椒铺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一垛儿将来放在州桥栏干上，叫杨志道：

“汉子，你若剁得开时，我还你三千贯！”

那时看的人虽然不敢近前，向远远地围住了望。

杨志道：“这个直得甚么！”

把衣袖卷起，拿刀在手，看的较准，只一刀把铜钱剁做两半。

众人喝彩。

牛二道：“喝甚么鸟采！——你且说第二件是甚么？”

杨志道：“吹毛得过；若把几根头发，望刀口上只一吹，齐齐都断。”

牛二道：“我不信！”

——自把头上拔下一把头发，递与杨志，“你且吹我看。”

杨志左手接过头发，照着刀口上尽气力一吹，那头发都做两段，纷纷飘下地来。

众人喝彩。看的人越多了。

牛二又问；“第三件是甚么？”

牛志道：“杀人刀上没血。”

牛二道：“怎地杀人刀上没血？”

杨志道：“把人一刀砍了，并无血痕。只是个快。”

刀的品质分类：铁刀、钢刀、纯钢刀（精钢、百炼钢）、柔钢刀、青钢刀（镔铁）、宝刀（极品镔铁刀、陨铁刀、乌兹钢刀（wootz））。铁久炼成钢，钢久炼柔纯，再炼成青，更炼成宝。一般人只会打造铁刀与钢刀。上品精钢刀，钢色纯正，煅打而成，其质感如同钢中美玉。精钢刀百炼成钢，削铁如泥；柔钢刀，柔可绕指。至于青钢刀（镔铁）、宝刀是世间稀有的珍宝，极难得到。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中国刀剑制造工艺已经没落，现如今竟然连“纯钢刀”都没几个人会锻打，没几个认识。实在是让人感到悲哀。

镔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一度辉煌，但终成了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