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代表了对东方具有刻板印象的西方白人殖民者形象。二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原本生活在欧洲，母亲去世后，她抱着寻找归宿的想法来到缅甸，在这里她感受到的是奇异的景色、野蛮的声音、湿热的天气、打扮奇怪而且面容丑陋的当地人。她听到的是“黑暗中传来野蛮的喊叫声”，看到的是“简直如同魔鬼一般丑陋”的“半裸的男人打着火把走来走去，脑袋后面长长的头发都编在了一起”，“空气热得令人眩晕，水面上浮起椰子油和檀木、肉桂和姜黄的气味儿”。一幅东方热带的自然与文化图景在伊丽莎白的眼中与心中形成，这其中有她本人新鲜的初次经验，更多的是西方白人在文化认知上的刻板印象。

吴波金

缅甸地方治安官吴波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鳄鱼，他其有鳄鱼的奸诈、残忍和兽欲”。然而他深知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欧洲人反被他利用，使自己从一个无名小卒爬到了地力一治安官的位置。

当他还是个小孩，看到雄壮威武的英军进驻曼德初时，他就知晓要依附强大的英国人才能有出头之日。通过敲诈、贿赂，在二十岁时他终于谋到了办事员的职位。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总是等待机会往上爬。有一次，当政府准备挑选一此办事员担任低级官员时，他的同伙因为他的指控而被捕入狱，而他自己却因此被提拔为镇区助理干事。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平步青云，五十六岁的他现在已经是地力一治安官，而且有可能还会受到提拔，同英国人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他们之上。作为地方治安官，吴波金收受贿赂、私自征税、瓜分赃款，这此事情人尽皆知除了他的上司，因为他了解欧洲人的心理，英国官员是绝不会相信任何对属下不利的话的。同时他深谙斗心斗角之道，从而使自己的地位愈加稳固。

维拉斯瓦米

维拉斯瓦米医生是一个忠实的亲英派，白人优秀以及欧洲中心的意识根深蒂固，坚定不移地对英国充满热情，相信英国是一个高度文明、司法公正的优等民族，而印度是一个低劣、堕落的民族。这就是英国殖民政策的结果—他已经被殖民化了，在意识形态上被同化了。谁要是说欧洲人的坏话，他马上就翻脸。每次弗洛里与医生碰面，两人就会展开一场政治性质的辩论。弗洛里是坚决反英，而医生却狂热地忠于英国。“维拉斯瓦米医生对英国充满热情、推崇之至，虽然经历过英国人无数次的冷落怠慢，可这份情怀依旧不改。他无比诚恳地相信，作为一个印度人，他属于低劣而堕落的种族。当弗洛里指出大英帝国是以偷盗为目的的时候，医生马上辩解说，就算没有英国人在这，缅甸也会被日本占领，树林到时就会被日本人毁了。而在英国人的手里，林子越来越好。同时，大英帝国也给他们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带来了和平与进步：修建铁路、灌溉沙漠、战胜饥荒、创建学校、建立医院、同瘟疫、霍乱、麻风、天花、性病作斗争。当欧洲人俱乐部遭到缅甸人的围攻时，医生冒着生命危险企图阻止暴动的人们，解救欧洲人。

当他被吴波金整倒后，被调到曼德初总医院，他始终相信欧洲人是优秀的种族，“不肯相信一个自人会是傻瓜，几乎每天晚上都试图让他参与进自己所谓的‘文明交谈’中来”。

玛拉美

弗洛里的缅甸情人玛拉美不仅是一个低贱、淫荡、贪钱的女人，而且是带有邪恶力量的女人，敢于对白人殖民者进行报复。她是弗洛里无法摆脱的噩梦，是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

弗洛里为了伊丽莎白而把玛拉美赶出家门，他内心觉得非常羞愧、内疚。当玛拉美大吵大闹乞求弗洛里不要赶她走时，弗洛里却显得很无助，不敢正视她。“在她面前，他几乎有此畏缩”。他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用钱来打发她。高高在上的白人老爷居然会对低贱的缅甸女人毫无办法，甚至心甘情愿给钱，任她敲诈。玛拉美像个疯子似的向弗洛里要钱，威胁着他。“快点儿！现在先给五十卢比，剩下的明天给!否则我就大声喊了，让全集市都能听得见！”弗洛里虽然很生气，可是他没办法，只能乖乖给钱。于是他把身上仅有的一十五卢比给了她。可是，玛拉美不肯善罢甘休，一路跟在他后面，大声嚷着“把钱给我！把钱给我”。面对玛拉美的强硬，弗洛里屈服了。

因为与马拉美的关系败露，弗洛里难以承受被藐视的屈辱，开枪自杀。伊丽莎白的出现让他对未来的希望死而复生，但这一希望最终落空了。从表面上看，他的死是因为与伊丽莎自结合的幻想破灭，无法收拾残局。然而，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弗洛里的死也是文化的必然，他自己本身“就是专制统治的产物，是个自人老爷，被一套牢不可破的禁忌缚住了手脚，捆得比和尚或者野人还要紧”，却试图挣脱这种束缚，以英国人和殖民者的身份尝试去接纳东方文化。虽然他是书中唯一一个深刻领悟到帝国幻象的人物，但在质疑批判殖民专制的同时却只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专制齿轮上的一颗嵌齿”，无力去为了帮助维拉斯瓦米医生而对抗整个白人老爷的传统，也无法以一己之力建构一个心理归属的世界。

弗洛里最显著的生理特征是他脸上的胎记，小说中这道胎记更具有文化上的深刻象征意义。“他脸上那道难看的胎记，会随着他的情感需要而变得明显或黯淡，这实际上是该隐的印记：它显示出他的身份，注定了他无法逃脱的命运。”情节发展到最高潮时，得知结婚无望的弗洛里表情僵硬、面无血色，那块蓝漆似的胎记在他脸上异常扎眼。他死后，脸上的这块胎记才慢慢褪色，成为一块淡淡的灰斑。他试图借助于和伊丽莎白的结合来建构情感与文化的“另一个世界”，这一理想化为泡影，并且因为与马拉美的关系在道德上受到西方同胞的指责与蔑视。脸上的胎记不但是他身上的生理印记，也是英国殖民文化在他心理上留下的印记，除非死去，否则就不能摆脱。弗洛里的死表明了重构文化身份的不现实，以一颗嵌齿的身份和地位去对抗整架庞大的帝国机器无疑是不可能的。在他死后，伊丽莎自很快嫁给了副专员麦克格雷格先生，实现了在当地成为一位白人太太的梦想。行笔至此，奥威尔深刻地表现了弗洛里在文化身份上的悲剧性。

在殖民文学的文本中，总是存在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立或曰“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因此，在这此文本中，被殖民者总是被刻画成低下的“他者”，凸出殖民者高大的英雄形象。从18世纪开始，英国作家就秉承着这一传统，使得帝国神话在这此文本中得到延续。虽然奥威尔作为一个英国人，无法摆脱这一思维定势，但是作为一个有道德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缅甸担任帝国警察的这段经历使他看到了帝国神话的荒谬、衰败。在《缅甸岁月》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通过塑造三个“他者”的形象来思考自身的文明，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对殖民统治进行无情的批判。吴波金是个人尽皆知的恶棍，但是由于他懂得欧洲人的心理，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反被他利用来赢得声誉、升迁，最后还设计害死了弗洛里。低贱的玛拉美却拥有毁灭欧洲人的力量，是她导致了弗洛里的死亡。维拉斯瓦米医生深受殖民政策的毒害，欧洲中心意识根深蒂固。奥威尔突破传统的叙述策略，从“他者”的角度来观察帝国文明，表现出帝国体制的衰败以及对殖民统治的批判。

《缅甸岁月》的情节发生在缅甸北部一座叫做凯奥克他达的城镇，这座小城镇在地理上虽然远离大英帝国，文化政治上却牢牢掌控在殖民者手里。这里地处热带，有着迥异于英国本土的自然景观，到处是菩提树、素馨花，大象、水牛、豹子生活在丛林之中，但即便在这种典型的本土自然景观中，仍然存在挥之不去的帝国气息。

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描写了生长在缅甸的英国植物。主人公弗洛里看到：“路的两边有成片的英国花卉—草夹竹桃、飞燕草、蜀葵、矮牵牛，这些花尚未被阳光晒死，仍旧缤纷悠意地绽放着。”这些典型的“英国花卉”与当地的凤凰木、素馨花、九重葛、罗望子共同沐浴在在热带阳光下，争夺着养分。地处欧洲西部的英国属于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在当地适合生长的植物在受热带季风气候掌控的缅甸未必能经受炎热天气的考验。有的英国花卉经受不住热带的阳光很容易被晒死，但园丁仍旧不断地把被暴晒枯萎的植物挖出来，继续种植更多的鸡冠花、百日菊等植物。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控制景观是一种物质性行动也是一种象征性行为”。在殖民地大量种植英国花卉，不仅是出于美化环境的需要，也是对文化环境的塑造，体现了在殖民地建构宗主国文化与政治权力的意图。更进一步而言，“空间与权力概念相互联系。无论是将其作为话语形式、现实的再现，还是实存的现实来审视，风景和领土都浸透于权力与知识关系之中。”从小说的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当地英国殖民者按照英国本土的趣味与审美观念在不断塑造一种英国式的文化景观。种植英国植物这一行为的背后实则展现了帝国的空间权力，彰显着殖民者对于殖民地在地理以及文化上的掌控权。

这是一部上乘的小说，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奥威尔令他笔下的人物及背景鲜活生动。他很了解自己写的东西。

——《纽约时报》

一个完整统一、情节紧凑的故事，展现出一个边远的亚洲驻地的生活场景。

——《芝加哥评论》

《缅甸岁月》被认为是对殖民主义罪行最具颠覆性的控诉。

——美国作家克里夫顿·费迪曼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曾担任驻缅英国皇家警察，为支持共和政府而参加西班牙内战，在二战期间参与地方志愿军，并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文章。他著有大量小说和散文作品，代表作有《动物农庄》、《一九八四》、《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