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蕾莎年幼时，查理六世打算把她许配给俄罗斯皇帝彼得一世唯一的孙子彼得二世，只是当后来当彼得二世于1730年早夭时，特蕾莎就摆脱了远嫁国外的命运。在对待婚姻大事上，她既不赞成父亲希望她与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成婚，实现奥地利与西班牙重新联合的主张；又不同意欧根亲王要她与巴伐利亚王国王子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参见词条查理七世）联姻，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南德意志统治的建议。她声称自己“已经为国家牺牲了一次，现在只是个未亡人，有充分的理由支配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她5岁时就喜欢上了表哥、洛林公爵弗朗茨·斯特凡（参见词条弗朗茨一世）。这位英俊矫健的贵族之子，在15岁时来维也纳的宫廷里生活。查理六世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为了安置路易十五的岳父、波兰废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弗朗茨为了未婚妻，放弃家族领地洛林，而到遥远的北意大利继承托斯卡纳大公国。他的牺牲，使查理六世和特蕾莎备受感动，特许把小公主玛丽亚·安娜许配给他的弟弟、洛林亲王夏尔·亚历山大。1736年2月12日成婚之后，弗朗茨夫妇得到了托斯卡纳大公和大公夫人的称号，并开始在北意大利建立统治。

1740年10月20日，查理六世驾崩，终年55岁。当天，年仅23岁的玛丽娅·特蕾莎登基，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公。尽管她生前从没有用过“女皇”的头衔，世人还是习惯地称她为“女皇”。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女性统治者，特蕾莎清醒地看到自己执政时所面临的艰难形势。哈布斯堡家族只有一支不足10万人的军队，而且士气低落，指挥失灵。国库空虚，食品匮乏，瘟疫横行，民众陷入绝望。而周围的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动战争。因此，她惟有以百倍的勤奋，坚定的信念去迎接挑战。

登基后的第二天凌晨，特蕾莎就召开枢密会议，她坚定地表示，只有自己才有权按照《国本诏书》继承父位，并决心捍卫现有的条约和协定。同时，她将全部留用这些重臣，同他们忠诚共事，保住哈布斯堡帝国的地位。女王深信，是历史赋予她一种使命，所以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她了解到百姓对帝国的命运深感忧虑，便常到百姓中露面，竭力安抚他们。她敞开宫廷大门，接待最低一级的臣属，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怨言。

特蕾莎以一种难以想象的勤奋工作着。对每一个案卷，每一项工作，她都要亲自过目，她必须抓紧时间，晚上也要工作。她乐于全国各地巡视，在乡下一口气步行几个小时，途中仅吃一顿便餐。她临产前还到歌剧院接见演员，分娩后几乎看不到她休养，没两天她就去走街穿巷，或伏案工作了。

主词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是奥地利历史上岌岌可危的一年。欧洲列强和德意志诸侯视特蕾莎软弱可欺，乘机进行夺取领土的阴谋活动。奥地利本土也因长年对外战争而国库枯竭、士气低落。维也纳宫廷出现了一个企图叛卖女王，以便让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统治奥地利的集团。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一译腓特烈二世）准备对奥地利发动战争。而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等国无视《国本诏书》，拒绝承认特蕾莎的王位继承权，并推举作为约瑟夫一世女婿的阿尔布雷希特为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的继承人。年轻而无经验的特蕾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740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宣而战，派兵侵入奥地利乃至整个德意志地区富庶的省份西里西亚。法国乘机联合普鲁士以及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撒丁等国结成反奥联盟，发动了瓜分奥地利战争。1741年4月初，奥地利军与普鲁士军在莫尔维茨会战，结果普鲁士获胜。7月，法国、巴伐利亚军队开进波希米亚，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通常由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的头衔，但因波西米亚国王徽章被带往维也纳，所以阿尔布雷希特此时没有举行加冕仪式）。1742年2月，阿尔布雷希特被德意志诸侯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七世。此时，波西米亚的首都布拉格也被德意志各邦和法军占领。此时，布拉格也被德意志各邦和法军占领。

当国家危在旦夕之际，特蕾莎开始发挥出她非凡的才干，逐渐成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年仅23岁的她庄严宣布：“虽然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但是有一颗男人的心！”表达了她捍卫王位和帝国统一的决心。特蕾莎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安排丈夫弗朗茨共掌朝政，留用政治家巴尔腾斯泰因和施塔尔海姆伯格为大臣，弥补其临朝治国经验之不足。同时，极力缓和内部矛盾。如维也纳宫廷的巴伐利亚集团曾利用首都近郊森林中的野兽危害农民庄稼一事，挑起了骚动，提出“让巴伐利亚统治”的口号。特蕾莎没有对骚动者进行镇压，而是派兵消灭了森林中的野兽，使不满的农民平静下来，巴伐利亚集团的阴谋宣告破产。在对待帝国境内多民族问题上，她通过谈判，使其它民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决权。例如，在对匈牙利问题上，同意调换总督（匈牙利副王）职位时，应征得匈牙利方面同意；在商谈匈牙利内政、外交事务时，只邀请匈牙利人参加；有关匈牙利境内的职务和称号仅授予当地居民；对过去拥护巴伐利亚选帝侯的贵族，她也不予追究。

通过上述政策，特蕾莎从内部得到了支持。1741年6月25日，特蕾莎在布雷斯堡正式加冕为匈牙利女王。在同年9月11日的布雷斯堡（一译“普莱斯堡”）会议上，她穿上精心准备的匈牙利民族盛装，抱着年幼的长子约瑟夫向他们展示，要求他们保卫将来的匈牙利国王。这位年轻的新任匈牙利女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匈牙利王国的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咱们的人民、咱们的孩子、咱们的国王已危在旦夕！被全世界遗弃的匈牙利人民啊，咱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忠诚、自己的军队和久经考验的英勇……。

匈牙利的贵族为特蕾莎的讲话所打动，宣称：“为女王而战！为我们的王冠和祖国而战！”随后提供了对奥地利至关重要的多达5万人的部队。此后，国内对“女皇执政不信任”的气氛便烟消云散。特蕾莎很快控制了国内局势。在对外政策方面，奥地利与俄国、英国联盟，并从英国争取到30万镑贷款，在财政极端匮乏情况下，暂时应付了战争急需。在1742年7月，她通过签订《布雷斯堡和约》，权且承认普鲁士对绝大部分西里西亚与格拉茨公爵领地的军事占领，使普鲁士暂时退出反奥联合阵线。被巴伐利亚和法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后来也宣布向特蕾莎提供军事援助。1743年5月12日，特蕾莎在布拉格加冕为波希米亚女王。

特蕾莎利用匈牙利和世袭领地提供的军队，扭转了战局。局面终于逐渐扭转，1742年从匈牙利开来的军队开始在西线转入反攻。法国、巴伐利亚军队被赶出奥地利境内。1743年6月9日，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克芬许勒元帅指挥的奥军攻占慕尼黑，巴伐利亚残部投降。隔断在波希米亚的法军仓惶逃离，查理七世成了一名没有土地、没有军队、也没有钱的君主。由于形势逆转而深感恐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撕毁了保持中立的条约，于1744年8月率8万军队再次向奥地利扑来，发起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

1745年1月，查理七世在流亡中去世。这一变故使危机顿时烟消云散，通向和平的道路打开。特蕾莎迫使查理七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签定《福欣和约》，放弃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要求，以换回领地巴伐利亚。10月4日，德意志多数选帝侯承认特蕾莎的王位继承权，选举她的丈夫弗朗茨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弗朗茨一世。12月25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宣布承认弗朗茨·斯特凡的皇位。

此后，奥地利相继与各国议和。1745年12月的《德累斯顿和约》以及1748年10月《亚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持续8年之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特蕾莎虽然失去了西里西亚，但却成功地维持了查理六世时代的大部分领土，并且确保了由哈布斯堡家族（在特蕾莎与弗朗茨后则称哈布斯堡-洛林家族）连任神圣罗马帝国300多年的皇位。

主词条：七年战争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奥地利虽然度过了困境，但是连续进行的两次战争，暴露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阶级内部腐败无能，财政组织混乱不堪，军队机构极不统一的弊端。这些均是战争中失利的因素。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主制统治，特蕾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加强奥地利国力。她对失去西里西亚耿耿于怀，曾慷慨陈词道：“上帝的怜悯使我得以坚强，使我能够在他为我安排的布满荆棘、痛苦和泪水的道路上徘徊前进；就算战斗到最后，我宁可卖掉最后一条裙子，也绝不放弃西里西亚！”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意识到特蕾莎不会善罢甘休，曾说她“野心很大，仇心亦重”。

1753年，特蕾莎任命考尼茨-里特贝格伯爵为帝国首相，在外交事务上开始发挥作用。经过几年耐心、艰巨的努力，终于在1756年促成了法、奥和俄、奥联盟的建立，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包围。一年之后，他又将法、奥联盟变成正式军事同盟，说服法国参加对普鲁士战争，以阻止普鲁士变为第二个德意志强国。与此同时，他利用俄国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对弗里德里希二世扩张领土的厌恶，把俄国拉到奥地利一边。

眼见形势不妙，弗里德里希二世声称，为了对付玛丽娅·特蕾莎、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以及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这“三条裙子的阴谋”，他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再次先下手为强，在1756年突袭中立的萨克森王国，拉开了七年战争的战幕。

（以上图册参考资料）

七年战争开始后，在法俄两个欧洲陆上大国的帮助，奥地利战略优势明显，尽管弗里德里希二世屡次击败奥地利的军队，却永远也撕不破特蕾莎编制的战略罗网。1757年6月，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为“德国的费边”的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元帅在科林战役中击破普军，解除布拉格之围，普鲁士在盟国合围之前首先击破奥地利的战略计划彻底破产。而经过前期短暂的失败后，特蕾莎也在战争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她于洛伊滕会战后撤掉了无能的洛林亲王夏尔·亚历山大的军队总指挥职务，提拔道恩统军。1758年10月，道恩在霍克齐战役中突袭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营地，使普鲁士军队损失三分之一兵员。1759年8月，奥俄联军又在库勒斯道夫战役打败普军。弗里德里希二世一度陷入绝境，却因奥俄两国的战略分歧，错失直捣普鲁士首都柏林的机会。

1762年，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突然病逝，继位的沙皇彼得三世放弃胜利果实，单独与普鲁士媾和，使得局势发生逆转。不久后通过政变夺权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无意继续战争。孤军奋战的奥地利军队被赶出了西里西亚。与此同时，长期的战争使哈布斯堡国家财政恶化，特蕾莎不得不解散部队来挽救经济。1763年2月，精疲力尽的奥地利、普鲁士、萨克森签订了《胡贝图斯堡条约》，保持战前状况（参见词条巴黎条约和胡贝图斯堡条约）。

由于没有能够收回西里西亚，普鲁士终于取代巴伐利亚成为帝国境内能对奥地利造成威胁的第二大国，给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留下了隐患。

在18世纪，“开明专制”成为欧洲流行的政治时尚用语。特蕾莎也不甘落伍，以“开明专制”为旗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推行改革，特蕾莎任用了一批富有才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大臣。这些人的出现与效忠，是她的统治能取得成功的关键。特蕾莎在位初期，首先任用弗雷德里希·威廉·冯·霍格维茨伯爵改革内政。同时，霍泰克伯爵约翰·卡尔·里特重建奥地利的经济。随后崛起的内政大臣考尼茨主要负责掌理奥地利外交事务。虽然考尼茨的工作是管理外交事务，而且他的主要活动集中于改革晚期，但特蕾莎依然对他的能力大加赞赏，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使考尼茨在政府部门中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的政府中，无论是碰到困难还是遇到问题，官员都会咨询他的意见。三位大臣相辅相成，被视为创建近代奥地利大公国的伟大推动者。其贡献被比作法国波旁王朝的黎塞留与柯尔贝尔。

农奴制一直是束缚中东欧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痼疾，特蕾莎虽然没有宣布废除，但她取消地主担任国家收税人的权利和领主裁判权等特权，同时减少农民的劳役地租和代役租的数量等，缓和了地主和农奴的矛盾，为将来的废奴活动作好了铺垫。特蕾莎还开始了教会改革，主要是迫使主教们向皇帝效忠，而不是向罗马教皇效忠。她的这些举措，为约瑟夫二世时期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特蕾莎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巩固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促进了工商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此期间，奥地利的政府收入20年间增加了近3倍。

当然，特蕾莎的改革也具有历史局限性。贵族、地主权力虽然在改革之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然而由于贵族的强烈反对，土地问题并未解决。除奥地利之外，在大部分哈布斯堡领地上还保存着农奴制。这次改革尽管对新兴资产阶级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仍然旨在维护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特蕾莎在捷克、匈牙利强力推行德意志化，强制性地把德语作为统一国语在各地推行，优先录用德意志人为文武官员，奖励德意志贵族地产和德意志资本在依附地区的发展，有意识地把匈牙利变成帝国农业附属国，因而阻碍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改革不仅没有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民族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非德意志民族的法律地位恶化了。

特蕾莎的晚年生活郁郁寡欢。1765年8月，弗朗茨在因斯布鲁克城参加儿子利奥波德婚礼时因心脏病发作而病逝。特蕾莎深为悲痛，在丈夫死后一直身穿黑色的丧服。

弗朗茨死后，他和特蕾莎的长子约瑟夫皇储就成了新皇帝，称约瑟夫二世，并与帝国的皇太后特蕾莎共掌朝政。约瑟夫从小他就被按照皇位继承人的标准培养，但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看到奥地利的矛盾，希望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内部完全废除农奴制，崇尚法国式的理性主义，锐意改革，树立了自己开明君主的形象。

自从七年战争以来，特蕾莎一直力图维持帝国内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三方的和平，因为她知道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上生活的民族间没有共同的文化，奥地利人占有绝对至尊的地位，却没有绝对的优势。换言之，国家很不稳定，任何动乱都可能使国家瓦解。因此特蕾莎竭力避免战乱，而且还要避免和死敌弗里德里希二世合作。同时，她对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很不信任，也不寄望法国会为了奥地利大动干戈。在执政的后15年，特蕾莎开始和儿子互相制衡，二人也经常对一些内政外交改革程度问题发生争执。

在1772年的瓜分波兰事件中，约瑟夫二世迫切要求和普、俄一同瓜分波兰，这样做不仅会使奥地利得到大片领土，还会树立他的个人威信。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来说，特蕾莎都不愿看到奥地利参与瓜分波兰，但约瑟夫二世坚持这样做，再者特蕾莎本人也不愿看到普鲁士从中获得利益。她非常违心，深怕瓜分波兰在道德上说不过去，并且得罪波兰的盟国法国，使刚刚依靠联姻缓和起来的法奥关系重新紧张，也让在法国做太子妃的小女儿玛丽亚·安托瓦内特为难。而且，她不相信腓特烈二世，担忧此举会在不稳定的奥地利内部煽动民族浪潮。但议会都接受了约瑟夫和考尼茨的想法，特蕾莎也无可奈何，最终默许了对加利西亚的吞并。

1777年，统治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绝后，应该以近亲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的卡尔·泰奥多尔选侯继承。泰奥多尔对巴伐利亚继承权兴趣不大，提出建议，希望割让下巴伐利亚予奥地利，奥地利则把奥属尼德兰（大致相当于今比利时和卢森堡）给他作为补偿。特蕾莎也同意这一交换。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希望看到奥地利的势力在德意志扩大，组织“公益同盟”相对抗，导致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的爆发。对于这场无益的“土豆战争”，特蕾莎明确表示反对。她认为：“最辉煌的胜利也比不上平庸的和平。”1779年，在她的敦促及法俄的调停下，战争结束，奥地利仅占领了巴伐利亚领土的一小部分。

总的来说，特蕾莎进入了人生最为艰苦的时期。约瑟夫想要权力，一便推行他的改革，然而特蕾莎却不愿交出权力。她并不珍爱这份权力，但约瑟夫过于理想化，过于冲动。因此特蕾莎绝不让儿子单独执政。在她生命的最后十五年，正竭力保持奥地利的稳定。

在晚年的苦闷中，特蕾莎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她终难以从之前感染的天花的袭击中恢复。1778年，特蕾莎的儿子利奥波德（后来的利奥波德二世）前往维也纳探望了他的母亲，并对年迈的特蕾莎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因衰老、肥胖导致的步伐缓慢使她感到烦躁和沮丧。她的记忆力大幅下降，听力也变得愈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特蕾莎对很多事情都感到不安，不信任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处于极为孤寂的状态中。

1780年11月24日，特蕾莎病重。至11月29日，她在子女的陪伴下因肺炎逝世，享年63岁。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特蕾莎还穿着弗朗茨的睡袍。她死后，得以与弗朗茨以双石棺的形式合葬于维也纳宫堡公园的卡普齐纳尔陵寝。

在国家管理体制方面，特蕾莎总结了哈布斯堡君主国政府体制普遍存在的弱点。而一切弱点的根源在于奥地利君主制的破裂与落后。封建君主制度遗留的继承制仍适用于政府各个部门。地方主义和贵族渗透到整个政治体系中。因此，她认为，解决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仁慈的专制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并使国家主权凌驾于地方贵族之上。

1742年，特蕾莎下令在维也纳成立“家族—宫廷与国家总理府”，其职责是集中管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外交与王朝事务。第二年，冯·豪格维茨伯爵向她递交了一份政治改革方案，内容主要是：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削弱等级贵族的势力；建立最高法院；司法与行政分离。由此开始了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的全面改革。1746年，豪格维茨接手改革工作。

在中央，君主国政府于1749年设置了“政务和财务总执行局”，豪格维茨担任“总执行局”的首席大臣。之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和七年战争爆发前的间歇，“总执行局”的权力不断扩大，甚至在1756年下设了一个军务处理与军事决策机构—宫廷军事委员会。此外，还附设了负责管理重要文件和证书的王朝、宫廷与国家档案局，以及负责处理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伊利里亚事务的宫廷外地代表事务部。1749年，特蕾莎在豪格维茨的建议下建立帝国最高司法部，与行政管理分而治之。

在地方机构方面，君主国政府在德意志区域和波希米亚顺利地设置了行政区公署，在西里西亚设置了等级事务处，在其他各邦设置了代办与财务处，在更下一级的区域没置县公署等。这些地方机构均由维也纳特派中央代表负责组织代表机构和行政议院，负责当地各类事务。原来的地方等级机构仍然保留，负责当地司法工作；同时在维也纳设置了最高法院，各地等级的下属臣民可以越级、直接上诉最高司法机构。地方领主以及城市法院的权能因此而得到限制。在这一基础上，在1753年，特蕾莎又责令“法典编纂委员会”汇集各地领主和城市的传统法权，于1766年编成《特蕾莎法典》以及《特蕾莎刑法典》。不过，新法典规定，凡违法者，不论贵族、平民，一律惩办。惩罚只有以下两类：一类应用于“报复和威吓”，另一类为了“纠正和教育”罪犯。强制劳动成为一种主要教育手段。这些规定反映出特蕾莎保守的政治立场。直至1776年，在约瑟夫二世的支持下，刑讯才被废除。

总体来说，这些措施使得以维也纳宫廷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等级贵族的传统权利在政务、财务和司法等主要方面被削弱或被剥夺。奥地利基本完成了体制和行政的彻底改造。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组合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不过，在长期的实际运作中，“总执行局”并没有完全有效地将权利集中于中央，随着财务权的分离，“总执行局”逐渐失去了工作效能，被迫解散。1760年，特蕾莎接受考尼茨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国家总理府，或称国务院，其职责是为统治者提供咨询，并协调一切宫廷机构的工作。至此，“特蕾莎国家改革”在政治和法权方面告一段落。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在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特蕾莎政府始终没有试图实行君主中央集权，原来的等级制统治继续存在。因此，这些地方的贵族和等级特权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因为得到哈布斯堡君主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经济领域，特蕾莎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重商主义措施，支持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维持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大国地位。为此，她根据财政学家、启蒙思想家J.H.G.冯·尤斯蒂（J. H. G. vonjusti）和约瑟夫·冯·索南费尔斯（J. von Sonnenfcls）的建议，通过设立专业委员会，全面地监管君主国的经济活动。

为了缓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增加人口，君主国政府设立了“垦殖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土地领主对于农民的役使情况。1775年1777年和1778年，政府连续颁布“劳役条例”，取消了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的一些规定，确定农民的劳役和代役租额，限制贵族对农民的剥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1754年在奥地利、1771至1772年在捷克和匈牙利，进行了第一次人口调查和土地登记，使国家能够根据土地、人口的情况推行具体具体的经济政策。

为了解决高额军费问题，在1749年开始的财政金融改革中，特蕾莎政府在战争中建立“特蕾莎土地管理处”，负责各地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具体地负责制定土地纳税人名册，并颁布征收所得税的法令。她宣布取消从前贵族、僧侣不纳税的特权，规定不分贵贱，按财产多寡和等级普遍征收所得税，并且征收遗产税。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特蕾莎规定新工厂主一般免税10年，鼓励纺织业自由发展，招收外国技术工人，建立新工业部门。在国内贸易中，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统一关税制，并于1769年建立维也纳交易所，发行统一货币。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使国库出现盈余。政府收入增加，由3600万盾增到5600万盾，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君主国政府的收入于20年间增加了近3倍。这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助使君主国走出了财政困境。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此赞许道：“她的善理财政为其前代所未曾见，不但通过适当的行政管理，弥补了割土予普鲁士和撒丁诸王的损失，还大为增加其收入。”

在农村，特蕾莎减轻地主了对农民的压迫，支持农民从事必要而简单的手工业，但反对建立较具规模的手工工场。她认为工场应该在城市，而农村要以耕田为主，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通过“垦殖委员会”的平衡，土地领主借手工工场兴起时对农民进行超额压迫的行为减少。如此一来，在君主国的许多地方长期地维持着传统的经营方式。农村居民、特别是土地领主，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拒绝顺应工场商业的发展趋势，致使重商主义的企业政策难以落实。

在城市，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以后，君主国政府对于新近建立的手工工场进行了调査，制成了统计表格，试图限制某些行业的人数。特蕾莎反对城市权贵或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废除了行会法规，为各手工行业的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结果，在有些地方，例如在波希米亚，许多贵族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放弃土地经营，加入手工工场的企业行列，使当地出现了以纺织业牵头的、效益很好的私人企业发展的势头。在商业贸易方面，君主国境内从1775年开始在王朝政府的主持下形成了两个大的关税圈。一个是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的统一关税市场，另一个是匈牙利、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关税同盟。在这两个地区内，关卡被清除，货币基本统一，流通障碍减小到最低程度。除了这两个经济地带以外，其他地区仍然保留自己的关税区，独成一体。例如，在蒂罗尔及福拉尔贝格，因为这里是对外贸易的通道，所以还保留着过去的关税卡哨，拥有相对独立的商贸网络。

在对外贸易方面，君主国政府则鼓励出口，同时通过关税限制进口，继续实行君主专制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大批招徕移民或难民也是特蕾莎改革重要的经济措施。为此，君主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移入人口委员会”，主要负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安置内地的新教徒、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者（其中一部分是自愿迁移的）。当时君主国内需要移入人口的地区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原本居民稠密的地区，如加里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摧残，人口减少；另一类是有些地区如洛多梅里亚和巴纳特，原本就人烟稀少，所以需要大量殖民，进行开发。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在边境地区（尤其是邻近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带），政府需要广殖人口，加强边防。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向匈牙利等地殖入德意志人，以冲淡或减少社会动乱。

在奥地利，移入的民众主要从事农业、林业以及矿冶业生产。但特蕾莎政府推出的移民政策使君主国人口大幅增加，有的地区人口增加了十几倍。如巴纳特地区的蒂米什瓦拉的人口，在1711年到1780年间，从2.5万人增加到了约30万人。在个别地区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如在乌克兰的布科维纳地区，犹太文化一度出现繁荣。

特蕾莎即位后，因持续的战争，重用利奥波德·约瑟夫·道恩、路德维希·安德烈亚斯·克芬许勒及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等将领。1748年，她颁布军队新章程，实行军事改革。原来军队靠大、小领主提供，每次征兵要与领主们磋商，因而军队很不稳定，军训无法开展。经改革之后，国家向各领主分摊“军税”，统一抽兵；军官职业化，必须经过正规训练，并根据战绩起用和提升。君主国政府拥有一支统一训练和受中央控制的10.8万名常备军。

为了培养军事人材，特蕾莎政府于1752年在新维也纳城建立了玛丽亚·特蕾莎军事学院。1757至1758年，又建立了军事总参谋部。

特蕾莎任命万·司维丁为顾问，将学校从教会控制下摆脱出来，由国家统一管理。1773年维也纳大学由国家管理便是一例。同时，建立培养教师制度，制定教育大纲，革新大学课程。1750至1770年建立许多专科学校。

在特蕾莎统治期间，君主国政府首次由国家拨给学校巨额补助金，建立一批国民免费学校。1774年，君主国政府宣布对所有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对于向民众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世俗初等、中等普通教育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师资，直至19世纪后，君主国政府统治下的文盲率仍较高，并呈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此外，特蕾莎统治时期，教会在大学系统内的影响力也被削弱。当时教育机构在她的医生斯维顿和劳滕施特劳赫的指导下进行改组，许多原由耶稣会教士担任的教授职务，改由世俗人士担任。维也纳大学改由世俗当局和国家控制。该大学及其他大学的课程也经重订，扩充了科学和历史的内容。

特蕾莎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异信者持排斥态度。在她的统治下，新教徒继续受到迫害，而1744年犹太人被逐出布拉格的事件，标志着这一运动达到了高峰。当时帝国内最大的犹太社区被解散，20000人不得不在限定的时间内离开布拉格。当她发现来自伦敦和巴黎的宗教怀疑主义渗入奥地利时，以检查书籍和期刊的激烈手段来力挽狂澜，还一度下令禁止学习英语，“理由是在有关腐化的宗教和伦理原则方面，这种语言实在具有危险的特性”。

与个人的宗教情感不同，作为统治者的特蕾莎采取了限制天主教会干预世俗事务的措施，如禁止教会参与遗嘱的订立；减少宗教组织的数目，并下令教会也需要纳税；21岁以下的青年男女不得誓言加入修道院工作；教会和修女不得行使“圣殿庇护权”来包庇罪犯；在得到皇帝同意之前，教皇令谕在帝国境内无效；宗教裁判所须受政府的监督，而在实际上是受到政府的镇压；教会对大学的影响力也大为削弱。这些措施为后来约瑟夫二世激进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特蕾莎在位时期，哈布斯堡君主国科学文化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涌现了一些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如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等。

主词条：1756年外交革命

在外交方面，特蕾莎根据当时欧洲体系的变化，认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主要职责不再是制衡波旁王朝，而是保护自己免受邻国侵犯。1753年，她命考尼茨主持外交事务，促成了法奥和俄奥联盟的建立，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包围，并说服俄、法参加对普鲁士的作战。这一壮举被称为18世纪欧洲的“外交革命”。1756年，奥地利联合法、俄和萨克森对抗由英国支持的普鲁士，爆发了“七年战争”。奥地利因未利用有利战机而失败。1763年签定《胡贝图斯堡条约》，彻底放弃了收复西里西亚的要求。此后，便开始了普、奥两雄争夺德意志霸权的长期斗争。

为了加强欧洲各王朝间的联盟，特蕾莎安排几个女儿与统治帕尔马、那不勒斯和西班牙以及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各家族联姻：玛丽亚·阿玛莉亚被许配给帕尔马公爵，玛丽亚·卡罗莱纳嫁给了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一世，而小女儿玛丽·安托瓦内特则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一位大臣对她的做法作了如下的概括：“仗让别人去打，我们喜欢做和亲的事情。”

晚年的特蕾莎的外交政策是审慎的，她谨慎地默许了约瑟夫二世主导下的奥地利参与第一次瓜分波兰，吞并加利西亚，以保证奥地利北部边境的安全。1775年奥地利迫使奥斯曼帝国割让布柯维纳，1779年又从巴伐利亚得到因菲尔切尔城。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1752年时曾经说过：“全欧洲君主只有我、匈牙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王，以及撒丁国王卡洛·埃马努埃莱三世三人称得上睿智天才，其他人都是蠢猪，都受到不良教育之误导（指宗教束缚思想）而受困其中。”当他在听闻特蕾莎逝世后，又感叹道：“我尊重她的王位和性别，尽管我在三场战争中同她作战，但我从未将她视为自己的敌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她（特蕾莎）是以其子孙很少拥有的温柔和声望来作深入人心的统治，她免除宫中的形式主义和过多的限制……她不会拒绝听人诉苦，而且任何人都能满意地离她而去。”

19世纪的法国作家爱德蒙·德·龚古尔、朱尔·德·龚古尔兄弟认为特蕾莎“头脑超群，心地仁慈，具有高贵的责任感和惊人的工作精力，风仪非凡令人慑服，并有超俗的魅力，真是人民的母仪”。

奥地利历史学家罗伯特·康恩（Robert Kann）评价道：“她拥有君主所欣赏的品质，热情的心、务实的头脑、坚定的决心和健全的洞察力。最重要的是，她准备承认她的一些顾问的精神优越性，并在享受部长们的支持的同时，即使他们的想法与她自己的不同，也愿意让位于优越的头脑。”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沃塞尔卡（Karl Vocelka）称：“从整体上看，玛丽亚·特蕾莎的改革似乎比开明更专制和集中，即使必须承认开明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见的。”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称赞特蕾莎道：“从战争中我们可以了解她，在战争领域内，其军事上的杰出眼光，其坚持目标的远见和勇于面对失败等方面，仅逊于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英国的皮特（老威廉·皮特）而已。……在她之前有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在她之后则有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除了在治术方面这两位较她略胜一筹外，找不到比她更优越的女皇了。”但同时又提出：“玛丽亚·特蕾莎并不是‘开明专制君主’，她绝非专制君主。……她不具有伏尔泰了解的那种开明的特质。”

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在《腓特烈大帝与约瑟夫二世》中评价：“在这些面孔中，玛丽亚·特蕾莎那张女性的脸庞尤其散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吸引力。……玛丽亚·特蕾莎或许不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但她有着唤醒激情的力量、坚定的意志及一贯正确的洞察力。面对不忠的丈夫、阴险的审判庭和腐败的行政部门，玛丽亚·特蕾莎克服重重困难，以她独特的女性气质、勇气和治国才能赢得了对手的尊敬，成为一位受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爱戴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者，并使她的统治焕发出黄金时代的光彩。在她的领导下，国民安居乐业，国家声名远扬。……在国家的光辉形象和繁荣程度方面，也没有人敢拿查理六世的统治成果和玛丽亚·特蕾莎的统治成果进行对比。”

特蕾莎的头衔众多，在1765年弗朗茨逝世后大体如下：

玛丽亚·特蕾莎，承蒙上帝的恩典，罗马人的太后，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等国的王后；奥地利女大公；勃艮第、施蒂里亚、克恩顿和卡尼奥拉公爵夫人；特兰西瓦尼亚女亲王；摩拉维亚侯爵；布拉班特、林堡、卢森堡、盖尔德斯、符腾堡、上下西里西亚、米兰、曼图亚、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奥斯威辛和扎托公爵夫人；施瓦本公主；哈布斯堡、佛兰德斯、蒂罗尔、埃诺、基堡、戈里齐亚和格拉迪斯卡的伯爵夫人；上卢萨蒂亚和下卢萨蒂亚的布尔高侯爵；那慕尔伯爵夫人；温迪什边区和梅赫林边区的女领主；洛林和巴尔公爵夫人，托斯卡纳女大公。

特蕾莎的父亲查理六世酷爱音乐，是个不错的作曲家，经常在公务闲暇创作歌剧。受父亲的影响，玛丽娅·特蕾莎从小学习音乐，并且常常在父亲谱写的歌剧中担任角色。她主要学习声乐，也学过作曲，且演唱水平较高，几乎可以与专业歌唱家媲美。但她对音乐的态度比较保守，其欣赏品味仅能代表当时维也纳上流社会的水平。

特蕾莎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忠诚的妻子和母亲。这一形象的塑造颇为成功，影响至今。

皇帝和女王

特蕾莎本人的婚姻是以爱情而不单是政治利益做基础的。她与从小在维也纳宫廷受过教育的洛林大公爵弗朗茨·斯特凡相爱，并于1736年2月12日结婚。1743年，她帮助丈夫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为了延续哈布斯堡家族的王统，她和弗朗茨协定他们的后代姓“哈布斯堡-洛林”，特蕾莎是哈布斯堡最后的嫡系统治者，从约瑟夫二世开始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领地的其实是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的后代。

弗朗茨夫妇婚后30年共生育了6男10女，他们的11个女儿都以“玛丽亚”为名，以此纪念圣母玛丽亚。这对夫妻开始时生活幸福，闲暇时光，他们也一起出去旅行。一次弗朗茨和特蕾莎微服出行，特蕾莎口渴了，弗朗茨非常骑士地自告奋勇翻越篱笆墙去为特蕾莎摘了几串葡萄，但他们被园丁发现了，身上又没带现金，就告知真实的身份，愤怒的园丁根本不信，把他们夫妇关进了地窖。晚上才被卫兵解救出来。乐不可支的特蕾莎后来在这里立了一块牌子以纪念这次冒险。上面写着：“罗马皇帝犯了侵犯私人财产罪，匈牙利女王是他的同谋，甚至可以说是指使和教唆犯。”在彼此的信件中，弗朗茨称特蕾莎为“Chère Mitz”或“Reserl”，特蕾莎则叫弗朗茨“Mäusel”（小老鼠）。正如普鲁士大臣Baron von Fürst-Kupferberg所描述的那样：“很少有个人像皇帝和皇后那样生活在如此真诚的和谐中。”

但特蕾莎专注于帝国政务，她的时间全都用在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上，弗朗茨本人在帝国的影响力则要小得多，几乎不怎么插手帝国政务，因此这对夫妻并没有多少共渡的时光。弗朗茨为人宽厚浪漫，经常卷入绯闻事件，招致特蕾莎的嫉妒和不满。弗朗茨的女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女大公曾说：“皇帝是个好人，谁都能把他当做朋友来依靠，我们必须保护他，不让他受到自己多情的困扰。母亲对他的恋情非常妒忌”。除时常出现的绯闻外，弗朗茨只能把自己的满腔才智用于治理托斯卡纳公国，为家族积攒了一笔庞大的财产。

特蕾莎是一位遵守道德的典型，并嫌恶道德上的放纵行为。当考尼茨伯爵公然在车上偕其最近的情妇出游时，特蕾莎规劝他检点一些，考尼茨却反驳道：“陛下，我来此要谈的是你的事，而不是我的私事。”特蕾莎发布严峻的法令，严令其人民遵守上帝的第六诫。她命令，女人的裙子下面必须加长，上衣上面则必须提高。为打击偷情的大臣和平民百姓，她还建立“贞洁委员会”。这个以维护道德风纪为目的的风纪警察组织深入全国各地，很不得人心，以致维也纳咖啡馆传出最有名的笑话就是“弗朗茨太太，请你管好自己的丈夫。”

弗朗茨在1765年逝世后，特蕾莎悲痛万分，失去了对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她甚至计划将政权交给长子约瑟夫，自己到修道院里去。在大臣们的苦心劝谏下，她才回到政务工作中。但她长年穿起了丧服，搬到四壁都用黑色天鹅绒蒙上的房间居住，以哀悼亡夫。她规定宫廷女眷此后在宫内一律穿黑色服装，并禁止使用脂粉。她自己的表于1765年8月18日停止走动。她在祈祷簿上写道：“皇帝活了680个月，2958个星期，20778天，496992小时”。她同弗朗茨的幸福结合共经历了29年6个月6天，或者说经历了“352个月，1540个星期，10781天，158744小时”。1766年2月12日，即她的结婚30周年纪念日，特蕾莎是在挂满了她“亲爱的和伟大的丈夫”的照片的办公室里度过的。她祈祷了很久，然后给她的女友恩岑贝格伯爵夫人写信说：“……我无时无刻都在回顾和思考我昔日的幸福。当我还拥有幸福时，我利用的太少了。迄今为止，已经消逝的30年好像觉得只有10年。在厄运降临以后的这5个月里却好像已有20年。”她对亡夫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尽管如此，女王没过多久就再度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政务之中，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为了不浪费时间，为了不致于忘却自己的处境和责任”。此后，特蕾莎在对丈夫的思念中度过了最后的15年，她一直身穿黑色丧服，以痛苦疲惫，但庄严犹存的寡妇形象示人。

子女关系

特蕾莎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当子女成年时，她开始着手安排他们的婚姻。特蕾莎的女儿们在欧洲各国保持着王后的地位，她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岳母”。其中最有名的是她的小女儿、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的另一女儿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在她的准许下破例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幼子、英俊年轻的阿尔贝特·卡西米尔，并以泰申公国为嫁妆；在岳母的刻意提拔下，两夫妇后来一起担任过荷兰和匈牙利总督。玛丽娅·特蕾莎的另外两个女儿玛丽亚·阿玛莉亚许配给了帕尔马公爵，玛丽亚·卡罗莱纳则嫁给了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多一世。这些婚姻后来被当成失败婚姻的典范加以传播，成了特蕾莎最常为人诟病的失败。不过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的婚姻，造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姐妹永久的裂痕，玛丽·安托瓦内特甚至从不主动和她说话，当她造访法国时，这位法国王后压根当她不存在。

主词条：哈布斯堡王朝（特蕾莎之后称哈布斯堡-洛林皇朝）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特蕾莎与弗朗茨的合葬墓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宫堡公园的卡普齐纳尔陵寝。而玛丽亚·特蕾莎广场位于维也纳的老城，广场上树立有特蕾莎的纪念碑，是维也纳最重要的纪念碑之一。纪念碑耗时13年才制成，于1887年落成。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特蕾莎死后，还有大量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上的街道、广场甚至整个城镇，包括许多重要的机构，都以她的名字命名。详情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