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对别人的婚姻干预，引起了她家的老朋友乔治·奈特利的不满。他告诫爱玛应该让恋爱双方自主地处理婚姻大事，别人干预只会把事情搞糟。

当弗兰克与简·费尔法克斯公布恋情之后，爱玛难以置信。这也让爱玛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最终与简·费尔法克斯成为了知心好友。

奈特利很器重罗伯特·马丁，也经常帮助哈丽特，这样使哈丽特对奈特利产生了崇敬和爱慕的感情。当爱玛发现哈丽特崇拜的对象是奈特利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原来她自己一直悄悄地爱着奈特利；奈特利常常指出爱玛的缺点，其实心底里也有意于她。

泰勒小姐生了一个女儿，这使爱玛开始向往家庭生活。经过一番周折，奈特利和爱玛终于互吐衷情；罗伯特·马丁在奈特利的帮助下，最后也得到了哈丽特的爱情。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受父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在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受到男性的打压，被认作智力低下，是“第二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简·奥斯汀的《爱玛》通过塑造天资聪明、思想性格独立的主人公爱玛，反映了作者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大胆对所处社会提出挑战——女性在思想人格上是独立的，与男性是平等的，这蕴含了简·奥斯汀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

奥斯汀来到伦敦去照顾弟弟亨利的时候。亨利是一位教士，住在文艺界人士聚居的切尔西的汉斯的家。当时给他看病的是摄政王的一个御医，这位医生也因此知道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其他几部小说作者的秘密。而据说王子一直对这几部匿名出版的小说非常欣赏，在知道这个秘密后，他非常优雅和善地通过他的牧师克拉克先生通知奥斯汀小姐，告诉她如果手上还有新作的话，她随时可以献给王子殿下。《爱玛》就是献给王子殿下的作品。

《爱玛》是1814年1月开始动笔写的，1815年3月底写完。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庄园》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于是这部《爱玛》在这年年底顺利地问世了。一年多以后，奥斯汀去世，《爱玛》成了她生前最后一部与读者见面的小说。

爱玛为女子做媒的方式十分可笑，甚至还有些荒诞，她竭力为地位低下的女子寻找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配偶，常常是她自己蒙在鼓里，结果与她的愿望恰恰相反，闹出许多始料所不及的笑话。或许可以认为，作者这样处理，正是希望引导读者嘲笑当时英国社会上那种普遍的恶习。爱玛是一个聪慧、漂亮、富有、热情、有知识、有地位的姑娘。但是，她却势利、自负、残忍，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别人的生活。她缺乏仁慈之心又缺乏自知之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上带着许多明显缺点的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在小说中被奥斯汀在不美化她的前提下，将她塑造得受读者喜爱。简·奥斯汀对爱玛这一人物的刻画可以说是其作品中“塑造得最深刻的人物形象”。

奈特利先生则以另外的方式帮助别人，譬如在一次舞会上，他看见社会地位低下的哈利特受到轻蔑的冷遇时，自己挺身而出，维护她的自尊心，协助她度过难堪局面，对谄上欺下的恶劣行径进行打击；他重视哈利特与其地位相称的马丁之间的真情相爱，并给与恰当的协助，使他们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喜结良缘。作者始终将奈特利先生这一角色置于比较让读者崇拜的地位，无疑希望通过这一人物体现自己一定的社会理想。

哈丽特的感情之路中，爱玛先是引导哈丽特拒绝马丁的求婚，在原本哈丽特对马丁富有好感的情况下，仅因爱玛自身狭隘的阶级观念，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推测马丁为粗鲁无礼、毫无绅士风度的乡村野夫，并且武断地认为求爱信也是由他人代笔，一步步引导哈丽特拒绝马丁的求婚。导致哈丽特求爱被拒，身心受到巨大的打击。当温顺乖巧、没有主见的哈丽特终于找回内心时，一直把爱玛当做知己的哈丽特向其吐露出自己的心上人是睿智成熟的奈特利先生。本应该送上祝福的爱玛，幡然醒悟到她的判断再次错误，哈丽特并非一直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同时意识到自己也一直爱着奈特利。小说最后，哈丽特非但没有记恨要嫁给奈特利的爱玛和曾经爱玛错误的指导，反而依然将爱玛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简·菲尔费克斯是小说中与爱玛性格相差甚大的一位姑娘。她出生不幸是被寄养在亡父挚友家中的孤女。与爱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生相比，她从小寄人篱下，行事小心谨慎，却与上层绅士弗兰克坠入爱河，不顾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勇敢地与其私订终身。面对因钢琴带来的流言蜚语，简内心笃定坚强，从未解释半分。简珍惜自己受教育的机会，养成淑女的才情和优雅，在舞会上受到大家一致的赞美与欣赏，也因此被埃尔顿太太看中，给她介绍家庭女教师的职位，可以自力更生，摆脱像贝茨小姐那样贫困，靠别人接济的生活。在弗兰克与爱玛“调情”时，简忍辱负重最终获得婚姻的保障。最终大方坦诚地向爱玛道歉，请求爱玛原谅自己先前的虚伪和冷漠。

爱玛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是当地一位有财有地位的乡绅，他在爱玛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妻子，在大女儿和女家庭教师都出嫁后，他和爱玛相依为命，所以他对小女儿爱玛呵护至极，甚至是纵容无度。但其实伍德豪斯先生并不是一位完美的父亲，甚至在子女的教育上可以说是失败的。

埃尔顿是海伯里小镇的牧师，自己有一点财富和地位，表面上埃尔顿牧师彬彬有礼、殷勤随和，但事实上埃尔顿虚伪的外表下是一副自私无耻且唯利是图的嘴脸。埃尔顿寻求配偶的唯一目的便是让自己增加更多的财产和获得更高的地位，在他眼里，婚姻完全是金钱和地位的交换。一开始他考虑的求婚对象是爱玛，因为爱玛财力殷实，在被爱玛拒绝后就娶了一位财产比爱玛略少一些的霍金斯小姐，而像哈丽特这样无财无名的女孩他基本不予考虑。

社会现实

爱玛控制哈丽埃特的婚姻一事，不能说她是从私心出发。她确实关心和爱护哈丽埃特，在该书的许多篇章可以看到她总在为哈丽埃特的婚姻操心，而且从中她自己也得到了启发。“她出于叫人无法承受的自负，自以为了解每个人的感情秘密；出于不可饶恕的自大，硬要安排每个人的命运。结果证明，她全都做错了。”她在为人作嫁时，没有想到自己。可是等到她知道哈丽埃特爱上奈特利以后，她才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爱着奈特利。故事发展在这里有了一个急转弯，她和奈特利成了夫妇。她原来反对哈丽埃特嫁给马丁，后来也对他们终于结合感到高兴。在爱玛看来，马丁不配做哈丽埃特的丈夫和哈丽埃特不配做奈特利的妻子是同样的道理。婚姻应当门当户对，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婚姻关系，奥斯汀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自然包括婚姻问题）的办法是严肃的，然而表现在她的作品里又增添了喜剧色彩。在19世纪初，英国流行着一些感伤小说，奥斯汀现实主义的小说使读者闻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女性主义

奥斯汀在小说《爱玛》中讲述的大多是平凡生活中的家庭琐事，作者塑造了一个聪明智慧，思想独立的女性形象。主人公爱玛在男权社会中要求男女思想的平等，有自己明确的婚姻观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奥斯汀的女性主义观点。奥斯汀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深刻剖析了由男性掌控社会的现实，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作者批判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现象，同时也肯定了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因此，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

反讽

《爱玛》是简·奥斯汀一部优秀的反讽基调格外浓厚的小说。《爱玛》中反讽手法的运用不同于《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人们见不到像伊丽莎白和达西那样的才智过人、语锋犀利的讽刺主体。应该说女主人公爱玛是作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或牺牲品而存在的。而反讽的主体这一回是由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充当的。小说通过爱玛的一个个主观臆想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挫败演绎了爱玛从幼稚走向成熟、最终得到幸福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反讽特色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不完全如此），而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结构反讽手法的运用在小说中占突出地位。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不再创造她自己想象的世界。她被迫在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找到一个位置。这也是奥斯汀小说大部分女主人公的命运——她们必须被拽回到现实中。爱玛想象的世界一次次被现实所穿透：第一次是艾尔顿向她而不是向哈丽叶特求婚；第二次是弗兰克·丘吉尔与珍妮·费尔法克斯订婚的消息；最后哈丽叶特向她表白了对奈特利的爱慕。这些事实使爱玛成为她自己错误判断的讽刺对象。爱玛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这也是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爱玛完成了自我教育。当她最终得到幸福时，反讽也开始消解。

平淡风格

《爱玛》没有惊险骇人的情节，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描述，但是从它娓娓道来、令人陶醉的叙述中，在它谜一般的情节中，在它对人物性格和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中，读者面前仿佛展开一幅优美而略带夸张的生动画卷。人们好像能看到故事中人物的形象和行为，能听到他们在各种背景下进行的交谈，能感觉到人物的喜悦和忧愁，当时英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仿佛由读者亲身所经历。

虽然《爱玛》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不如《傲慢与偏见》那样大，但它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奥斯汀在艺术手法上最成熟的作品。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评论界还有一种趋势，把《爱玛》看作是“超越时空和作者的一个自足的文本，可以不管时代背景和永远也无法知晓的简·奥斯汀的观点而仅仅根据作品本身来对待”。简·奥斯汀曾把《爱玛》献给英国摄政王（乔治四世）。王子的秘书正式回函向她表示谢意。

1995年，根据《爱玛》改编的美国校园故事《独领风骚》获得成功。该片将《爱玛》的故事背景转换时空置换到当代美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生活中，青春靓丽的少男少女取代了奥斯丁小说中的贵族们。该片获得了1995年美国影评人协会奖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1996年，道格拉斯·麦克格雷斯执导的忠实于原著的电影《爱玛》还获得了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配乐奖。除此之外，《爱玛》还被BBC及ITV分别在1948、1960、1972、1996等数次进行了改编。

英国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博士（Dr．Kettle）：《爱玛》是奥斯汀生平所写过的“最伟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一篇未署名的关于〈爱玛〉的评论》：“（《爱玛》中）作者对人世的了解，以及读者一定会认识到的她那种表现人物的特殊的老练手法，使我们想起了佛兰德斯画派的某些优点。”

奥斯丁要是多活二十年，她就会被视为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先驱！

——弗吉尼亚·伍尔夫

这位年轻女士在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人物和情感这一方面拥有极高的天赋，甚至堪称我所见过最为高明的。

——沃尔特·司各特

英国文学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趣味革命，读者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

——埃德蒙·威尔逊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于英国汉普郡的史蒂文顿，兄弟姐妹八人。父亲在该地担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区长。他是个学问渊博的牧师，妻子出身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此，奥斯汀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她在十三四岁就开始写东西，显示了她在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

她20岁左右开始写作，共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1811年出版的《理智和感伤》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花园》（1814）和《爱玛》（1815）。《诺桑觉寺》和《劝导》（1818）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年发表的，并署上了作者真名。

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到的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深受读者欢迎。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庸俗无聊的“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充斥英国文坛，而奥斯丁的小说破旧立新，一反常规地展现了当时尚未受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田园风光，尽管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有限，但对改变当时小说创作中的庸俗风气起了好的作用，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1800年父亲退休，全家迁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该地去世，于是奥斯汀和母亲、姐姐又搬到南安普敦，1809年再搬到乔登。1816年初她得了重病，身体日益衰弱，1817年5月被送到温彻斯特接受治疗，可是治疗，可是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7月18日死在她姐姐的怀抱里。她终生未婚，安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