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西文Sinology，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汉学”大约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与后来20世纪在美国形成的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学”，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作为汉学发源地的欧洲，对于二者的关系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欧洲各国在国情和文化上的不同，造就了各自汉学/中国学知识传统的差别。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各国知识界对中国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也受其自身兴趣和能力影响。

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汉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

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

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4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成果的基础上，19世纪初出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

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春秋左传》、《易经》、《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

繁荣期（20世纪）：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在德国成立的景星学社、在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4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

周边国家的汉学：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

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

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1）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2）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3）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

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

美国汉学，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卫三畏《中国总论》，孟徳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

欧洲汉学，一是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例如圣经翻译；二是研究现当代中国问题。谢和耐著《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中国的两位哲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东亚汉学，以日本为中心，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中国文化内涵。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川合康三《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东条一堂《诗経标识》，伊藤仁斋《论语古义》。

早期起源

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法国科学院派传教士前往中国进行研究，马约瑟发表有《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19世纪初有法国雷慕沙和德国克拉勃罗德两位汉学大师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可视为汉学成立之年。此后英国、荷兰、瑞典都出现了汉学研究，荷兰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

敦煌学

二十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大量汉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汉学家前来敦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学之研究，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稻叶君山、神田信夫、今西春秋等多晓满文，很早就进行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学者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日本学者在汉学研究的份量超过中国。

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