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苏联已与盟军进行过数次磋商，讨论一旦东线士兵逼近德国，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力量协助他们的地面进攻。

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曾访问苏联，与约瑟夫·斯大林商议过这个问题；盟军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亦代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考虑过此事；1945年1月，英国空军中将亚瑟·特德做了有关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援助苏军进攻的解释性说明，其时正值德国着手于战线之间调遣兵力。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包含在一份名为《关于苏联现行攻势的战略性轰炸》的文件内。1月31日，特德与其空军参谋部在对该建议书进行研究并与苏联协商之后，联合发表了一项吁求进攻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相关城市的建议书。

在空援战术任务中运用战略轰炸机，其目的类似于1944年艾森豪维尔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所作的战斗机轰炸机准备。在1945年，特德指望运用战略制空权来“阻止敌军在战线之间任意来回地调换兵力。”

在2月4日雅尔塔会议碰面之前，西方协约国已锁定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

在会上，苏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历克谢·安托诺夫将军就西线盟军战略轰炸机力量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划分轰炸路线要由北向南移动。不经过苏联特别允许，西线盟军空军不得在东线掷弹以防对苏军造成意外轰炸。第二个是要阻止来自西线阵地、挪威和意大利的德军增援东线，特别是运用空袭使得柏林、莱比锡两地间的连接瘫痪。

应苏联的要求，波特尔（也出席了雅尔塔会议）派伯特莱递交给阿历克谢一份请求，上面罗列出既定空袭目标，待与苏方商议。送回波特尔手中的表单上列出的目标包括炼油厂、坦克飞机制造厂和柏林、德累斯顿这两座城市。

在随后的讨论中，西方协约国指出如果不轰炸德累斯顿，德国可借穿越德累斯顿的铁路交通线运送物资，以此足以弥补对柏林和莱比锡的轰炸造成的任何破坏。安托诺夫同意并要求把德累斯顿添加进请求列表。

目标方案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通过后，联合战略目标委员会（隶属于盟国远征军空军最高统帅部）即在对美国陆军航空队与英国皇家空军发布的轰炸命令中指出，为了削弱德国通讯线，选中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之一。此次行动由西方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参谋长联席会直接授权。

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部在所写的文件中申明，他们下达采取轰炸的命令，旨在“破坏通讯”，是为了阻碍德军的东调和撤退，而不是为了杀戮被疏散的难民。所以伯特莱在雅尔塔要与苏方商议轰炸目标，而在他为坡特起草的优先级表中，充分优先考虑的东部城市仅有两个（轰炸对象）：柏林和德累斯顿。这与皇家空军制定的把交通枢纽兼工业地性质的城市列为轰炸对象的战略相适应。 雅尔塔会议后，柏林和德累斯顿都遭受了轰炸。

苏联军事智囊团宣称，那些停在主站的火车都是军用火车，途经德累斯顿开往前线。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火车其实用来疏散来自东部的难民。英国皇家空军简报摘要提到如下请求：“俄军抵达，命令（轰炸）执行。”这一陈述的明确含义至今不明。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可能性解释：皇家空军实力的骄傲宣言？还是西方协约国在向苏军表明他们正全力以赴助其进抵？或者彰显西方力量以警告或威胁苏联，导致日后的冷战。

在2月13日夜袭之前，靠近德累斯顿市中心的铁路调车场在白天已两度遭受过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的轰炸。第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70吨高爆炸弹投向调车场；第二次在1945年1月16日，133架轰炸机向其投掷了279吨高爆炸弹和41吨燃烧弹。由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执行的轰炸德累斯顿的燃烧弹之役本该始于2月13日，但欧洲上空恶劣的天气阻碍了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以至于轮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来启动初袭行动。2月13日晚间，796架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和9架德·哈维兰蚊式轰炸机（De Havilland Mosquito）分两波遣往德累斯顿，先后扔下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4日早晨五六点钟。第一波空袭由英国皇家空军第五中队执行。他们采用特有的低空标识法，22:14在德累斯顿上空施放首枚炸弹时几乎就用一架轰炸机在两分钟内扔完他们所有的炸弹。第五中队最末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22:22时分投完炸弹。德累斯顿上空浮云依然。此次初袭，24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投下了800多吨炸弹。三小时后，英国皇家空军第一中队、第三中队、第六中队和第八中队清一色的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运用第八中队提供的标识技术，发动了第二轮空袭。那时天气已放晴，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在01:21到01:45之间，以高精确度投下超过1800吨炸弹。两次空袭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六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两架在法国、一架在英格兰坠毁。

2月14日12:17 至12:30，311架美国B-17轰炸机以铁路调车场为瞄准点，在德累斯顿投下771吨炸弹。”部分担任护航的P-51野马战斗机得到命令，环绕德累斯顿对路面交通设施进行低空扫射，借此平添混乱”。1945年2月，火焰风暴吞噬了德累斯顿，数则报道称平民在逃离时遭到了美军飞机的猛烈扫射，但历史学家戈茨·伯甘德（Götz Bergander）的近着驳斥了这种观点。在空袭期间美军与德军战机围绕德累斯顿进行过一场短暂、但很可能剧烈的空中激战，某些交战回合或许侵袭到地面并且误射火力。美军的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了466吨炸弹。在四轮空袭中投掷的炸弹总共约有3900吨。

燃烧轰炸按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 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轰开屋顶，使屋内的木材结构暴露出来。接着以引火装置(燃烧棒)使木材结构燃烧，然后用更多的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持续一段时间的火焰风暴，温度激增至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空气温度暴涨并且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后来，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铁路调车场又发动了两次深度空袭。第一次在3月2日，406架B-17s型轰炸机投下940吨高爆炸弹与141吨燃烧弹；第二次在4月17日，580架B-17s轰炸机投下1554吨高爆炸弹与164吨燃烧弹。

在德累斯顿轰炸之后不久，警方报告声明老城和内城东面郊区整个被大火吞噬单烧，包括住宅棚屋在内大约有12000所寓所毁于一旦。报告还提到空袭摧毁了“24家银行；26座保险大楼；31家百货及零售商店；647家店铺；64家仓库；2家市场；31所大型旅馆；26座公共酒店；63座行政大楼；3个剧院；18家电影院；11座大教堂；6座小教堂；5座历史文化建筑；包括附属、overflow、私人诊所在内的19家医院；5个领事馆；1个动物园；一家自来水厂；一条铁路设施；19个邮局；39所学校；4条电车线；19艘轮船与驳船。报告也提到设在Tauschenberg宫的沃玛彻Wermacht主司令部内有19家军事医院和大量非机要军用设施被摧毁。 有几乎200个工厂被损毁，136个严重损坏。

“英方的估计，……推断出23%的城市工业建筑遭到严重破坏，56%的非工业建筑（寓所除外）受重创。在市区住宅结构总数中，78000座被夷平， 27700座暂时无法居住但最终仍可修复，64500座遭轻度破坏容易修复。后来的估算表明80%的城市房屋结构经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50%的住宅夷为平地或严重毁坏。”美国陆军航空队“2月14日和15日针对城市铁路设施的空袭造成大面积的严重破坏，通信完全瘫痪……”“在包括市中心约有28410多所房屋，其中24866所毁于空袭，遭到完全破坏的区域面积达15平方千米，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以及诸如因哈吉（Ihagee）摄影工厂等。全城统共222000座公寓住宅，其中75000座完全被摧毁，11000座严重受损， 7000座受损，81000座轻度受损。那时城市受损区域面积大约有300平方千米。虽然主火车站完全被毁，但那些日子里铁路线仍在运行。 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是未知数。估算之所以困难，源于在1939年，市区与拥有64万2千人口的周边郊县当时挤满高达200000名难民以及数以千计的伤兵。难民命运未卜，他们有可能被屠戮，或者在火焰风暴里被烧得面目全非，也有可能已离开德累斯顿去了别的地方而不为官方所知。早期著名的死亡人数估算从25000名变化至60000多名，但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可能的范围大约在25000-35000之间， 而德累斯顿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瑞查特1994年最新研究倾向于此范围之较低部分。这些估算表明德累斯顿轰炸中的死伤者与德国其他城市地区进攻时遭受炮火袭击的伤亡者在数量上不成比例。

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范围高达30万人。数据来源备受争议未必可靠，例如约瑟夫·戈培尔执掌的德意志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苏联历史学家以及戴维·欧文－－曾经走红但现已声名扫地的自学出身的史学家，他收回了自己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和微软电子百科全书列出的死亡人数从“35000到135000”，其中大的数字符合欧文已收回的“权威性”更高估算值。

德方对侵袭的政治反应一波三折。某些政府官员，特别是罗伯特·莱伊和约瑟夫·戈培尔，想以之为由废除二战中西方阵营遵守的日内瓦公约，枪决俘虏的盟军轰炸机飞行员。但最后纳粹政府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仅是把这次轰炸用作反对西方的宣传工具。戈培尔把德累斯顿轰炸的死亡人数夸大了10倍，德国外交官向中立国散布夸大的死亡数字，并且展示那些有关废墟、死者、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儿童的照片。碰巧，在德累斯顿轰炸前一天，一份向中立国公布的德国外务文件指责亚瑟·哈瑞斯为“欧洲头号敌人”，且被当作支持“恐怖大爆炸”的领导角色。

2月16日，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部发表了一份新闻稿，概述纳粹宣传路线：德累斯顿没有军事工业，只有文化和诊所。2月25日，公布的名为《德累斯顿－－屠杀难民》的新传单上印有两个烧焦的孩子的照片。传单申明，死者不是10万，而是20万。其时还未见官方数字，所以上述死亡人数是推测而来，但国外通讯社，像瑞典的“”就使用“来自柏林的私人渠道”这样的习语。

弗雷德里克·泰勒说道：“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戈培尔的宣传部在三月的副本或节选中将一份官方政治报告泄漏给保持中立的通讯社……在空袭造成的死亡总人数上多加了一个零，使其达到202040。3月4日，戈培尔在《帝国周刊》中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他向德国公众强调盟军对德国文化象征的破坏和损毁，但对德国战争行为造成的破坏却只字不提。

弗雷德里克·泰勒认为宣传很成功，因为在当时它不仅影响了那些中立国的态度，而且当理乍得·斯多克斯引用来自德国新闻社的情报时，其宣传成果渗入了英国国会下院。泰勒称，虽然德累斯顿轰炸影响了人们对盟国宣称的绝对道德优越感的理解，但（盟国民众的）部分义愤其实源于借戈培尔的宣传杰作。

根据《牛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书》所言，空袭发生两天之后，英国准将科林·麦克凯·麦格里尔森在一份由盟远征军最高指挥部掌控的非正式新闻简报上向记者说到，“雷击”行动的目标是在广大民众的聚集区掷弹，切断救济物资的畅通。美联社的一名战地记者霍华德·考文随后编造了一篇报导，声称同盟国已诉诸恐怖轰炸。报纸社论就此问题穷追不舍，英国下院议员理乍得·斯多克斯长期反对战略轰炸，曾在下议院对此提出过质疑。

城市的毁灭引起英国消息灵通人士的不安。根据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1945年2月的报道，德国诸城市上空的空袭已变得与战争结果无甚关联。对全欧洲的有识之士来说，德累斯顿的名字拥有如下共鸣－－“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如许魅力与优美之家园；特罗洛普小说中的女杰之故乡；贵族子弟游学之圣地”。黑斯廷斯认为，德累斯顿轰炸使同盟国国民第一次对打击纳粹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

事先赞成把德累斯顿列入目标进行轰炸的丘吉尔，事后却对该事件划清界限。3月28日邱吉尔致电艾斯梅将军，在为英国空军参谋长们以及参谋总长撰写的备忘录电文中，提到：“‘在我看来质疑德国城市轰炸的时刻业已到来。虽然有其他诸多借口，但对单单出于增加恐怖的目的进行的轰炸应当再评价。另外我们应开始控制那片被彻底摧毁的土地……德累斯顿轰炸留下对同盟国轰炸行径的严肃质疑。我主张此后我们必须更严格地考虑我们自己而不是敌人的利益来研究军事目标。

纳粹在宣传部竭力利用德累斯顿大做文章，承诺迅速采取报复行动。苏联在冷战早期也把德累斯顿轰炸当作宣传工具，以此来疏离东德人与美国人、英国人的感情。

德累斯顿所遭受的破坏不亚于其他德国城市，尽管这次轰炸的投弹数量并不是最高的。但良好的天气、木结构的房屋、各建筑物之间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准备不足（纳粹地方长官马丁·穆施曼被认为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使得德累斯顿大轰炸极具破坏性。此外，2004年末，一名曾涉及轰炸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采访时提到又一个因素，即德方的防空火力比预计的水平更低，这确保了部分轰炸机的高精确度。

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写作灵感多来自在德国德累斯顿战俘营逃过恐怖大轰炸的亲身经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惨烈的德国坦克大决战后，23岁的冯内古特于1945年遭德军俘虏。冯内古特被囚禁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德累斯顿战俘营时，德累斯顿遭英美联军发动大轰炸，冯内古特与战俘躲在地下储肉室，整座城市在炮火烈焰中被烧成废墟，他是仅有幸存七名美军战俘之一。

此经历也成了他在1969年越战正如火如荼时出版《第五号屠宰场》故事的核心，小说出版后兴起一股阅读热潮，影响了越战之后美国青年对战争的看法（后越战时代）。这本小说描述一名士兵躲在德累斯顿地下屠宰场“流离于时间之中”的超自然人文小说，首页一行纪念文写道“约莫所有的事就这么发生了”(So it goes)。

德累斯顿轰炸的性质问题尤显特出，成为争论焦点所在。从极左翼到极右翼之间，各个政派都发表了意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与泰晤士报以前的编辑西蒙·詹金斯都把德累斯顿轰炸看成“战争罪行”。历史学家马克思·黑斯廷斯在《盟军轰炸德累斯顿》一文中说：“我认为把策略性轰炸说成是“战争罪行”是错的，因为在道德层面上，这样说可能意指其等同于纳粹党人的行为。虽然是错的，但轰炸真正打击了德国的军事力量。”德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耶纳宣称：“看吧，德累斯顿轰炸，真正针对平民的袭击。”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负责人格瑞格雷·H·斯坦顿博士指出：“纳粹大屠杀是历史上最邪恶的种族灭绝行为之一。但盟军在德累斯顿掷燃烧弹，在广岛和长崎投原子弹同样也是战争罪行－－如里奥·卡玻和埃里克·马库森所说，这也是种族灭绝之举。”法兰克·绰克和库尔特·约纳森在其所著《种族灭绝：史学及社会学》一书第24页中写道：“种族灭绝在定义上应排除空袭所造成的参战国平民伤亡。就此我们与尚·保罗·萨特尔和李奥·库帕的观点并不相同”。

德国极右翼也将德累斯顿视为象征，并在轰炸周年集会。他们提出：同盟国与轴心国在道德上相去无几，德累斯顿便是其证明。他们把同盟国的空中轰炸行为提升到“轰炸毁灭”的术语高度，尤其针对德累斯顿空袭而言。2005年1月22日，一名德国国家民主党领导人在萨克森国会演说中使用了“轰炸毁灭”的术语，由此引爆出一场新的关于如何对待右翼极端分子的公众讨论。德国政界主流认为：此辈利用轰炸，意图激起民众情绪，进而推动新纳粹事业；不仅如此，他们凭着有关宣传，还欲提倡相对主义论调，借之淡化纳粹大屠杀等罪行。一些德国人认为“轰炸毁灭”违反了德国明令禁止的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法律条文。

轰炸德国比轰炸日本有更好的条件避免平民伤亡，但是英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远逊于美国：美国轰炸日本时以更多的手段（如先发传单再轰炸、先尝试白天轰炸）减少平民伤亡。

战争罪行论

人们普遍把德累斯顿大轰炸视为可憾或过度的侵袭，而非将其抬至战争罪行的讼案。文化的重要性——被明确列入海牙公约的要素——是德累斯顿之所以成为“讼案”的第一依赖因素。在人们知道侵袭的规模和范围后不久，民众开始宣称“讼案”观点。

德累斯顿是前萨克森王国的首都，素有“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Elbflorenz）之称，被视为巴洛克风格的典型城市与德国东南部的文化中心，拥有茨温格宫（Zwinger Palace）、德累斯顿国家歌剧院、圣母教堂（Frauenkirche）等众多赫赫有名的建筑。战前，该城主要生产瓷器、帽子、茶碟和香烟。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写道：在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之前，德累斯顿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城市。轰炸当天，城内有超过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

德累斯顿并没有直接的军事目标，同时该城遭到了燃烧弹的过度破坏，主张德累斯顿大轰炸属于战争罪行的一方用这两点作为其最充分的论据。许多人认为军事意义的缺乏、平民死亡的代价以及德累斯顿文化上的重要地位这些因素就足以为轰炸定罪。

受争议的特立独行的德国史学家乔治·弗瑞德里克（Joerg Friedrich）在其著作《火焰》（Der Brand）中用有据可查的材料来证明大规模的轰炸作战（bombenkrieg）堪称暴行，因为纳粹军在1945年2月已全面撤退；德累斯顿大轰炸被看成战争罪行，因为对平民的摧残甚过对军事目标的打击。他认为因为同盟国意欲造成尽可能多的平民死亡，甚至按法律标准来看轰炸时间，对德累斯顿的攻击也该算是战争罪行。

他也认为以往那些并非出于防御性的轰炸攻击，使得盟军对燃烧弹潜在的破坏力心知肚明；而德国空军防御力量的崩溃，以及轰炸精确度的改良，也使得盟军知道为期不远的进攻可能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死亡。他正耗费大量时间来考证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口述历史和地方档案，以及当地民众对当时所见所感的回忆。

弗瑞德里克谨慎地与同情新纳粹的人士保持距离。他说用“大屠杀”来形容轰炸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整个战争与彻底的种族灭绝行径之间的界限。

甚至那些把德累斯顿大轰炸当成憾事的史学家都对弗瑞德里克的论点持有异议。他的案例（1945年2月德军的状态）及其愿意相信战后德累斯顿人与国家社会党政府沆瀣一气的叙述，这明确成为争议至关重要的内容。南开普敦大学的乔治·阿诺德（Joerg Arnold）声称虽然弗瑞德里克的著作在考证德国空战经历方面具有巨大价值，但作为分析文本来看它存在严重的缺陷。

非战争罪行论

从协约国的条约职责中提到的细节可看出：1945年空袭与国际法（Aerial area bombard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1945）“根据国际人道法审视此类事件，人们应当牢记二战期间没有任何协议、条约、公约或其他手段来履行保护平民或其财产的职责，因为当时的公约只有效保护陆战、海战、医务船中的伤病员和保护战俘的战争法案及惯例的实行。”

Berlin: the Downfall, 1945. ISBN 0-670-88695-5

Taylor, Frederick; Dresden: Tuesday, February 13, 1945; US review, Pub (NY): HarperCollins, ISBN 0-06-000676-5; UK review, Pub (Lon): Bloomsbury. ISBN 0-7475-7078-7.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Research Studies Institute Air University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14-15 February 1945 Bombings of Dres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