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立光绪以后，入嗣大统的人选几乎是非端王载漪之子溥俊莫属。光绪帝即位之时，清廷曾一度发生“礼仪”之争。同治死后无嗣，慈禧太后定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咸丰帝为子，人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但光绪帝无子嗣，废立之后，必须在近支王公溥字辈中物色后嗣。道光帝遗子九，四子即位为咸丰帝外，长子奕纬有孙溥伦、溥侗。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殇，均无子嗣，五子奕誴子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津，仅载漪、载津有子。六子奕訢有子四，载澄、载滢、载濬、载潢，仅载澄有子溥伟。七子奕譞，子载湉过继咸丰外，载洸无嗣，载沣尚无子嗣。八子奕詥子载涛，尚无子嗣。九子奕譓有子载沛、载澍，沛子溥伒，因此，在道光后代中，当时有嗣皇帝资格的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溥侗；五子奕誴之孙溥、溥侗、溥修；六子奕訢之孙溥伟；九子奕譓之孙溥伒。在此七人之中，溥伦、溥侗父载治至郡王，早于光绪六年薨；溥伒父载沛仅至贝勒，早于光绪四年薨，且三人均已成年，无论谁即位，太后即不能听政。因此，实际上只能在道光五子奕誴、六子奕訢孙辈中选择后嗣。奕誴一系载津已于光绪二十年卒，爵仅至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其子溥修自然不可能人选。奕訢去世不久，孙溥伟年届十八，已届婚龄，如入嗣大统，慈禧太后即不久于听政之位。因此，在慈禧看来，端王载漪的次子溥俊是最为合适的人选。9月25日，逃亡到上海的康有为向英国驻沪领事班德瑞叙述了有关“废立”的共同秘闻：“关于废立之议已经酝酿了一年了，西太后常威胁皇上，说如果他不顺从她的意思，她便废掉他。将来的局势是，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按：指大阿哥溥俊）将要继皇上登基，西太后将成为真正执掌实权的皇上，而她却是沙俄的走狗。恭王的孙子，一位十八岁的孩子，拒绝继承皇位。”据莫理循在 10月得到的消息：“选定的继承人是端王的年方十岁的孙子。”

溥俊这种明显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班薰心富贵之徒” ，使得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地形成了一个以端王载漪为中心的 “大阿哥党”。

“己亥建储”

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袭贝勒，光绪十四年加郡王衔，至二十年晋端郡王。光绪十六年、二十四年叔辈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相继去世，载漪的地位仍然无法与光绪帝之弟、袭醇亲王衔的载沣相比，因此在政治上很少有所建言或行动。戊戌政变之后的 “废立”，把他推到了前台，而他为了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便以百倍的疯狂竭力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扶上宝座。而外国的阻挠“废立”，成了他的心头之病。

“大阿哥党”的核心人物是刚毅。戊戌政变以后，荣禄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并掌武卫军，入值军机处，权倾一时。协办大学士刚毅在朝中地位仅次于荣禄，与荣禄积不相能。 “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均投靠刚毅。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庆亲王奕劻虽不属“大阿哥党”，但也一度依附载漪。庆亲王奕劻控京师神机营，为荣禄所忌，颇受压抑，乃投靠端王，力主“废立” “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

在“大阿哥党”的积极活动下，1899年冬，“废立”之议复起。而在此前，清廷突然颁布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

近来各省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这里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显然与“废立”有着直接关系，暴露了慈禧太后与 “大阿哥党”们不惜与列强开战而“废立”的决心。但临到出笼，却是定为“大阿哥”。

其中曲折，恽鼎是这样叙述的：己亥（1899），上春秋二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威思邀定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二公至，阍者辞焉。

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 “传闻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惧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 “汝言是也。

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传为大阿哥也。在徐、崇、启三人造访荣禄和荣禄与慈禧独对之先，荣禄就拜访了李鸿章。

合肥李文忠公方以大学士入阁办事。入阁办事者，优言不办事也。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门外骑从喧赫，有宾客过访，则荣文忠也。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 “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糸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肴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无理干涉，唯国书糸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而端、庄、刚毅辈仇洋之说，由此起矣，遂有庚子之变。

据说，当时荣禄告知废立阴谋后，李鸿章 “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即以此言密陈于太后， “幸回天聪”。因此，由“废立”而变为“建储”，是西太后权衡利害后采取的缓冲之策。因为只是“建储”，大阿哥党只能是大阿哥党，而无法蜕变为新“帝党”。

为使废帝名正言顺，慈禧太后与其亲信荣禄、刚毅、崇绮、启秀、载漪等人在宫廷内外大造舆论，于是顿时光绪帝体弱多病，不能视事的谣言便风靡朝野。1900年1月24 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会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内称光绪孱弱多疾，久无后嗣，负祖宗社稷，下误黎民百姓，决定立端王裁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大阿哥”， 31日举行光绪帝退位仪式。

“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锯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难，亟宜振奋图志，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是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待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延育，以致穆宗皇帝嗣继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尤思及此，无地自容，请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皇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浦儁为皇太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

决心不惜一战以实现“废立”，反映了 “大阿哥党”的狂妄；由“废立”而退至“立大阿哥”，又暴露了慈禧太后对现实危险的恐惧和“大阿哥党”的无奈。时势造“英雄”，也能造“小人”。1900年春天北方形势陡然变化，使得这批宵小之徒又突然变成了顺应民意、抗拒外辱的“英雄”。

太后“宣战”

1899一1900年之交的废立阴谋再度为列强所挫，“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为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拳起，诩其术谓枪炮不人，乃大喜，以为天助，欲倚之尽杀使侨，以促行废立。”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向直隶发展，利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外国势力，成为“大阿哥党”的基本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发动存在着鲜明的互动关系。

涿州事件的处理，是整个局势发展的枢纽。1900年5月27日，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了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当地政府陷于瘫痪，近畿形势陡然紧张。29日，列强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派兵进京保护使馆。从5月31日到6月6日，列强增援驻京使馆的兵力约有 450人。在义和团运动进一步高涨、列强人侵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清廷进退维谷，如何防止侵略战争的爆发，成为清廷应付局势的关键。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请增兵弹压，同时认为义和团“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人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 “约束不令滋事”。这个政策，具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避免清政府与义和团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通过招抚义和团以维系民心，加强清政府的力量；一是抵制列强要求严厉惩办义和团的要求，同时又避免义和团的失控而遭致列强的大举侵略。因此，清廷在决定派赵舒翘等前往涿州时，并未丧失理智。但到6月6日晚的御前会议以后，安抚义和团政策的立意已明显发生了变化。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定议时，祗荣相[禄]、礼王[世铎] 不以为帙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奕劻]、端王[载漪]、刚相[毅]、启[秀]、赵[舒翘]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文韶]则默然无语。

御前会议之后，刚毅等前往涿州，“一意主抚”，直隶总督裕禄“初非袒拳者·一“知朝贵主用拳，遂纵拳以自固矣。”山西巡抚毓贤 ·则“日与端、刚通密函”。关于御前会议前后的变化，袁昶写道：

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豕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罔。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复命。

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对策，在“ 1900年5 月20日以前，列强虽然叫嚣武装镇压义和团，但主要还是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威逼清政府取缔义和团。”5月20日以后，列强大量陈兵大沽口外，增兵天津，并陆续派兵进驻使馆，一是继续威逼清政府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二是防止使馆受到义和团的直接攻击，三是应付形势的突变，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清政府的希望。但自刚毅前赴涿州“安抚”以后，义和团开始大量进人北京，京师局面日益失控。列强也已看清非直接干涉已无法保证驻京使团的安全，作出了向北京大举增兵的决定。6月6日御前会议召开的同时和以后不久，英、德、俄、美等国相继授权本国驻华公使和军队司令官可以与其他国家协同便宜行事。而到6月9日，英、俄等国公使都得到情报，清政府非但不能保证驻京使馆的安全，而且将派军队进攻使馆，根据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紧急请求，当天晚上，各国在津部队指挥官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以西摩尔为首的联军，于第二天清晨由大沽口赶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进京，由此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

需要注意的是，西摩尔联军之进京，固然侵犯了清政府的行政主权，但并非是直接针对清政府的宣战。而是什么原因促使清军直接参与与西摩尔联军的作战的呢？

在西摩尔联军出发的当天，清政府任命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个直接与外国公使馆打交道的衙门为“大阿哥党”所控制了。第二、三天，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并发生了董福祥甘军士兵刺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一面派员至使馆劝阻联军进军，并下令聂士成等布防禁阻联军人京。另一方面下令严惩为匪作乱的拳民。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禁阻联军人京的命令，是严格执行的。6月18日，聂士成的军队与义和团民一起在廊坊成功地狙击了西摩尔联军；而惩办义和团民，却徒具虚文。这种对于谕旨有选择地执行，反映了“大阿哥党”对于政局的实际控制。

论者谓，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的巨大力量，已经使清政府无法加以镇压。其实，在6月10日以前，义和团在京师虽然已有活动，但其大举进入北京城内，还是在6月11、12日以后。人城之时，并无阻拦，“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人。”京师重地，听任大批团民武装进人，“终日任其街市往来，砍杀不绝。地面官兵，不敢阻止”这在列强已经增派援军进京的情况下，其严重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而 “大阿哥党”就是要把事态引向与列强的直接军事冲突。

[刚毅自豕州]回朝，极言团民义勇可恃，并带团首晋谒端邸，甘言诱蛞，端邸信尤深，日与团首计议，以为杀教民、毁教堂，洋人决不甘休，从此将洋人一网打尽，何难之有？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端王等决计惟团首之言是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团民在北京的“滔滔而行”，为“大阿哥党”所利用和控制，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而且使“废立”和列强干涉的危机空前地增加了。北京城内，并不像华北乡村地区那样存在着尖锐的民教冲突，团民人京之后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不仅偏离了斗争的方向，而且累及北京普通市民，引起了人们的疑惧。一位迷信而又排外的士大夫写道：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 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米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与义和团大举人城的同时，在京城还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王团”、“公主团”等，与义和团混合生长，在政治上逐渐受“大阿哥党”的控制。端王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等“赴端王府议话。”在他们的鼓动之下，“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李莲英甚至“召义和团人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与此同时，对于义和团“神术” 的迷信，也迅速地在京城蔓延开来。

攻打使馆之议，早在戊戌政变以后不久就有风传。1898年10月6日熙礼尔报告英国公使窦纳乐：“我的买办[吴懋鼎]告诉我：昨晚街谈巷议中有某些值得注意的说法，据说是军机处的一个成员讲的，要趁这留住北京的外国人为数很少的时际，将他们全部根除，烧毁各国使馆。我的部下昨晚是尾随在一群总理衙门属员身后，听到了这种十分令人担心的交谈。”因此，在1900年6月21日对外宣战之前，清政府首先向各国驻京使馆攻击并不是偶然的。

孝钦纳荣文忠言已命护送使侨出京，勿任攻杀。荣预调旗兵二千以待，且言必先解直裕禄任，乃免生他变。孝钦亦许之。其与克使商洽者即是事。端邸知之，乃潜使章京连某伪造使团照会，请归政于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万人入卫。偕启秀入宫奏进。孝钦果为所中，盛怒曰：“吾前此违众遏拳，皆为彼等安全计，乃以此报我耶！吾誓亦必报之，虽死不受其侮。”于是幡然主战，虽荣亦莫能进言。

因此，17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便呈一边倒的态势，“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至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决定进攻使馆，并于21日正式向列强宣战。虽然在进攻使馆和对外宣战的动机方面，慈禧太后与 “大阿哥党”之间可能存在着区别。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合力”，“大阿哥党”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对于进攻使馆、对外宣战与废立阴谋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废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本无需外国支持。西太后之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看外国使臣的脸色，是因为她怕影响同洋人的关系。如果西太后为了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不惜与外国决裂，那么，她尽可以对外国使臣的态度置之不理，径自实行废立。为什么一定要攻打使馆？为什么一定要等‘夷平使馆’后才能实行废立？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从形式上看，问题的确是这样，但是，“废帝立储”不仅受到列强的干涉，事实是即使作为一个内政问题，慈禧太后也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不可能一意孤行。光绪皇帝反对对外宣战。在御前会议上和战两派的激烈争论，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强烈反对宣战的奏折，都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光绪帝的政治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径行废立，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点，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应该十分清楚。宣战而不废帝，以争取京外官僚对于朝廷的政治支持，恰恰是慈禧太后政治上老练的表现。“使馆朝夷，皇位夕易”，只是“大阿哥党”的一厢情愿，而这个一厢情愿也是当时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的政治现实。在列强大举入侵之时，慈禧太后如果马上向列强妥协，与列强联手镇压义和团，那么已经成为京城义和团实际领导的“大阿哥党”骑虎难下，挺而走险亦并非不可能。由此看来，宣战而不废帝，又是慈禧太后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一段“钢丝”。6月30日，朝廷这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之由来：

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敦。奏称信其邪米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表矣。

亲党覆灭

从6月21日宣战到8月巧日凌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两宫仓皇出逃北京，这五十多天，既是“大阿哥党”政治上的又一高峰，又是他们末路的开始。

与对外宣战的同时，清政府又颁布了招抚义和团，“借御外侮”的诏令。“自载漪倡剿夷之说，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抚拳匪为团民，恐诸团游散无归，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不在注册之列的义和团皆为“伪团”，照土匪严拿惩办，其目的在于完全将在京城的义和团控制起来，供其驱使，并派往各衙门把守站岗。

宣战之后，“大阿哥党”又迫不及待地企图实现废立，甚至公然与慈禧太后争吵起来。慈禧太后后来回忆说，“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义和团）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载澜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扛，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7月14日，天津为联军攻破，庚申（1860）之役的惨剧即将重演，京城局势更趋紧张。不堪因战败而见笑于臣下的慈禧太后开始对主和派官僚大开杀戒。7月27日，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以“莠言乱政”、 “语多离间”下狱，于次日被处死。8月6日，联军攻杨村，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11日，联军突破张家湾防线，主帅李秉衡自杀，北京沦陷在即，慈禧太后又令逮捕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与先期人狱的户部尚书立山一并处死，徐桐之子徐承煜得意洋洋地到刑场监斩，并且拒绝按照大臣处死的规格行刑。五大臣或反对废立，或反对宣战，与“大阿哥党”的矛盾很深，他们在被处死之前，几乎都未经过审讯。“大阿哥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恽鼎言：“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把诛戮大臣与“大阿哥党”的废帝阴谋联系了起来，并非毫无根据。

8月巧日，联军攻人北京，两宫出逃， “大阿哥党”开始走上了他们的末路。大学士徐桐悬梁自尽，其子徐承煜、启秀被联军捕获。崇绮逃至保定莲池书院，闻子葆初全家及老妻在京活埋自杀，悲痛自尽。

但随两宫西行的“大阿哥党”还在朝中具有相当的影响。随行的军机大臣有荣禄、王文韶、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后载漪补军机大臣，留出的御前大臣一缺由载澜递补。8 月18日，两宫狼狈地逃到怀来，怀来知县吴永接驾，才勉强得到供应，稍后甘肃藩司岑春煊率二千兵丁前来扈驾，刚毅等人以岑违旨擅行，还极表不满。但行在的政治关系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日，光绪皇帝下“罪己诏”，但是，只敢将罪责推诸“大小臣工”，不敢涉及尚在左右的“王大臣”，但毕竟开始否定朝廷已定的政策。接着，清廷又下诏求言并决定前往西安，于是，吴永上奏十条，包括下罪己诏、派王大臣留京善后、镇压义和团和选拔通达时务人才，尤其是留洋学生等内容，预示着清廷政策将发生重大的变化。9月7 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剿灭义和团，认为义和团 “为致祸之由”，把罪责推到了义和团身上。9 月15日，为响应列强的“惩凶”要求，奉旨来京“议和”的李鸿章在上海与两江总督刘坤、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上奏，要求惩办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王大臣”。

9月25日，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分别轻重”，革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议处。这样的“惩处”列强自然不能满意，经过反复讨价还价，1901年2月，根据列强的要求，清政府被迫“惩单”：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端郡王载漪及载澜改为降辅国公，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山西巡抚毓贤处死。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左都御史英年革职、斩监候；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斩监候，嗣改为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处斩立决。刚毅、李秉衡、徐桐均追夺原职，撤去恤典。

在这场“废立”、“建储”的闹剧中的主角 “大阿哥”溥儁，在两宫到西安不久，即“斥退出宫”。他并不是一个“呆且鄙，知者知其不称”的角色，虽“不喜读书，所好者，音乐、骑马、拳棒三者而已”， 音乐学问极佳”。如果没有己亥建储的闹剧，他或许也会像红豆主人溥侗一样闻名于世。无论如何， “大阿哥党”的政治前途随着这位十几岁的少年走出禁宫，终于划上了句号。

起因

慈禧、荣禄、刚毅、崇绮、启秀和载漪等人之所以产生“建储”之谋，既有其远因，又有其近因。具体地说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光绪帝的觉醒，威胁着慈禧的独裁，为永揽大权计，她便决心废黜光绪。1875年1月，叶赫那拉氏的亲生儿子、年仅19岁的同治帝因患天花而逝。由此在清廷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作为生母的慈禧太后固然为儿子的早死而伤心万分，但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女人，同治帝的尸骨未寒，她就已经在酝酿新的权谋。因同治帝无后，故围绕着由谁来继皇位的问题，使慈禧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她既不立年龄较大的王公，以碍她的钳制，又不肯立远支子弟，以使自己垂帘听政师出无名。经过几度苦思冥想，她最后选了年仅四岁的载活，这是因为载湉的生父是咸丰帝的胞弟、醇亲王奕譞之子。奕譞在帮助“祺祥政变”中慈禧，曾立下汗马功劳；载湉的生母又是慈禧的胞妹。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考虑，载湉都是最中慈禧下怀的人选。于是在1875年1月13日，载湉便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是为光绪帝。同时，慈禧又给载湉的继位附上特殊条件。这可从宣布他继位的懿旨中看到， “（同治）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皇帝生看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为嗣”。这就是说，光绪帝是以咸丰皇帝的过继儿子的身份出现的。他所起的作用只是为早逝的同治帝生一儿子，使龙种得以延续。无情的宫廷争斗的网罗就这样悄然无声地套在年仅四岁的光绪帝的头上，从踏上龙墩之日起，便已经注定了他今后乖蹇的命运。

光绪帝入宫后，处处遭到慈禧太后的呵斥与责骂，得不到父母的温暖与关怀。据《戊戌政变记》记载：“有义烈之宦官寇连材者，尝有笔记记宫中轶事云，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照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即登极，登极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上可以辛爱皇上，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骄侈淫法，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钟鼓之声，或闻吆喝声，或闻雷辄变色。” 另一方面光绪帝又得到老师翁同龢与夏同善的谆谆教诲。尤其是翁同和，他把满腔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常常讲及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君主，乾纲独揽，治国安邦；时时鞭挞朝政的腐败和列强的欺凌。这种特殊环境，造就了光绪帝的逆反心理，他决心摆脱慈禧的掣肘，独揽朝政，励精图治，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以求上对得起祖宗，下不负黎民。

可是慈禧是一个权力欲强的女人，当初之所以立载湉为帝，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独掌清廷大权。前十多年，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控制还比较得心应手，但到1891年光帝绪年满二十岁。按照规定，慈禧太后再继续听政就已经师出无名了，迫不得已，她便宣告退居颐和园，让光绪帝独掌天下。但实际上她仍是清王朝的主持者，所有军国大事，必须得到她的首肯方能施行， “皇上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叨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光绪帝便欲脱出慈禧的窠臼，真正成为一国之君。此种念头，与日俱增，对慈禧太后的不满也便渐露端倪，“光绪二十年，祝西后六旬万寿，先期演习礼仪， “皇上与百官鹄立三时之久，以待一奄竖。演礼既毕，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莲英四十。”

光绪帝的觉醒，使慈禧太后难以容忍，尤其一想到自己将要从清朝最高权位上滑落下来，昔日的一诺千金，将变成无用的啰嗦，门庭若市将为萧条、冷清所替代。这对权欲熏心的慈禧来说，不能不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为维护昔日的尊威，继续其养尊处优的生活，慈禧太后要废掉羽翼渐丰的光绪帝，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

1898年是光绪帝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也是清廷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政权白热化的开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光绪帝目睹甲午战败之后急剧恶化的形势，痛心疾首，决心效仿明治天皇、彼得大帝，锐志变法维新，他内恃老师翁同龢，外依康梁维新派，在103天之中，颁布了大量的诏书、御旨，将甲午战后掀起的这场民族自救运动推到了顶峰。光绪帝要乘人心思变的动荡时机，夺回久违的皇权，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所以， 维新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争夺清廷最高统治权的色彩。光绪帝先是提拔重用康有为、梁启超和“军机四章京”，接着又对阻挠变法的李鸿章等人严卯训斥，最后把他们驱逐出宫门。

维新与反维新，夺权与反夺权，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失意的旧官僚们纷兮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顽固阵地，向光绪帝发起反扑。1898年9月12 目，慈禧太后闯进皇宫，囚禁光绪帝，宣布第三次垂帘听政。尽管如此，光绪帝的所为仍使慈禧盛怒难平，她觉得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常此以往，光绪帝还有把自己从最高权位上推下来的可能。于是，废黜光绪帝，另立傀儡，以稳操清廷大权，便成为慈禧太后的当务之急。

光绪帝的在位，引起顽固派的恐慌，为根绝危险，荣禄、载漪等人极力睃使、支持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慈禧太后依靠清廷内部以荣禄、载漪、刚毅、启秀、那桐等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支持，取得了政变的成功，因此，戊戌政变后，慈禧就不遗余力地提拔重用亲信，以巩固其权位。她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上行走，节制北洋各军并管理兵部事务，启秀为礼部尚书，后调军机大臣上行走，刚毅为内大臣，那桐为内阁学士。“荣禄、刚毅相继入相。荣以懿戚八枢密，又将大兵。刚则附和掌军机， 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周旋二相之间” 。这些人是慈禧能够维持清廷局势的基石，慈禧则是这批守旧官僚不倒的旗帜。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瀛台，但却仍是清朝名义上的皇帝。对此，荣禄、载漪等人不免后怕，“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这伙守旧派保官晋爵的私利，同慈禧太后独揽大权的欲念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废黜光绪帝的问题上很自然地达成默契，慈禧太后是获得这伙人的怂恿支持，才敢于将废帝的阴谋曝光。

第三，为使康梁维新派发动的保皇风潮师出无名，慈禧太后决定尽快废黜光绪帝。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仓皇出京，辗转至香港，又离港赴日，不久赴加拿大，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旋赴英国，幻想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前重享大权。这些活动失意后，他又重返加拿大，亍1899年7月20日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呈帝会”，简称“保皇会 ，狂热鼓吹慈禧归政，光结复辟。在康梁的鼓动下，东南沿海，南洋、欧美华侨纷纷响应，“欧美旅民奔走来归， 会者数百万人，廾会者几数十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宣传，实给慈禧太后的统治造成莫大威胁，欧美洋诸地华侨，同国内的保皇势力，里应外合，形成一片讨逆浪涛，冲击着戊戌政变的变后的清朝政局。1900年8月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自立军”起义，不啻如惊天霹雳，吓呆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为消弭来自国内外的保皇风潮，使康梁派师出无名，慈禧太后等人决定尽快废除光绪帝。

本想扶助光绪帝复辟，反而加速了慈禧太后的废帝立储的步伐，这是康梁等人万万没有料到的。

结因

第一，列强的反对是“己亥建储”被废止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任何重大事件，无一不带有殖民奴役的痕迹，“己亥建储”自然也不例外。

在“已亥建储”问题上，列强自始至终都持反对意见。早在慈禧、栽漪、荣禄等筹划直接废黜光绪帝时，列强就表示反对。当时谣传皇上病重，“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清，不可已，遂入诊。审辨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于圣寿无虑也。” 当“己亥建储”的帷幕拉开时，各国驻华公使明确表示，决不出席新皇帝的登基仪式，“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当然，列强不赞成废黜光绪帝，决不是对光绪帝本人有何好感，他们关注的是在光绪朝20多年间所签订的历次不平等条约，害怕条约会随着皇帝的废立而作罢。各国驻华公使对奉命前来探测消息的李鸿章说： “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以不认废帝意。” 列强公开表示反对，就给慈禧太后导演的“己亥建储”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尽管慈禧等人还是敲响了废立皇帝的锣鼓，但其中总有些不和谐的鼓点夹杂着，使人听起来不那么整齐。

当清廷内部的争斗同义和团运动交杂在一起时，列强们就更加痛恨“已亥建储”，痛恨主持导演该剧的慈禧、荣禄、载漪等人，坚持将惩办战争祸首列人不平等条约，坚持以废止“建储”为停战议和的前提。这样，“己亥建储”的废止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第二，载漪、溥儁父子的胡作非为，引起慈禧太后的反感，是“已亥建储”最终被废止的又一重要因素。

溥儁之所以被选为皇储，主要是因为他的家庭与慈禧有着特殊关系。其祖父谆亲王奕谅，是道光帝的第五子，咸丰帝的亲弟弟．其父载漪是奕誴第二子，后封为端郡王。其母是慈禧的亲侄女。奕誴与载漪父子，都是慈禧太后的忠实合作者。早在决定慈禧太后命运的“祺祥政变”中，奕誴就是慈禧奕诉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身兼步军统领，留守京师，为帮助慈禧除掉肃顺等八大臣立下大功，故史书上说：“或传其父忄享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 载漪更是慈禧的得力干将，“戊戌之变，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辅国公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 ，在捕杀康梁维新派，囚禁光绪帝的政变中为慈禧太后所倚重。祖先们为慈禧所奉献的犬马功劳，成为溥儁被选为大阿哥的重要条件。

在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中，除咸丰帝外，其第二、第三、第八、第九子皆无后嗣。只剩下第五子奕誴、第六子奕诉和第七子奕譞有子。其中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慈禧自然不会再立其子为大阿哥。奕诉虽有四子，但他早在戊戌维新之初就病死，他的子孙自然也就失去可以利用的价值，因之，被立为大阿哥的殊荣当然也就落在奕誴的孙子们身上了。奕誴共生五子，只有载濂、载漪有子，而载濂的儿子又已过继给别人，所以有希望立为大阿哥的也就只有载漪的儿子了。载漪生有两子：长子溥价、次子溥儁。1899年溥儁已经15岁。溥价的年龄，至少要在16-17岁之间。尽管15岁的溥儁对于慈禧说来也不是十分合适的人选，但综合皇室溥字辈中的具体情况，慈禧最后便选中溥儁为大阿哥了。其实，溥俊“呆且鄙，识者知其不称” 。其父载漪担心夜长梦多，极力敦促早日举行登基仪式，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为他提供了方便。

1900年首起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波及京津，席卷北中国。清朝无力镇压，且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清廷内部一部分官员便想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存在，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以实现个人的私欲，载漪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是时，朝廷之上讨论不合，事权不一。主其事者，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之首，而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等附和之。”

在借用义和团抗击列强问题上，慈禧太后起初还犹豫不决，但当听到列强“勒令太后归政”的通牒后，一气之下，她便发布对外宣戕诏书，发兵攻击东交民巷使馆区。殊不知，载漪等人是在利用战乱大作文章，“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 。“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 “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 后经查实，所谓列强“勒令太后归政”的通牒，是载漪为激怒太后捏造出来的。由此，慈禧对外宣战的激情渐渐下降，对载漪等人的行为逐渐怀疑，直至反感。

载漪、溥儁父子利用宣战后的混乱，内外勾结，欲图逼宫篡位。据《景侍郎日记》： “溥儁于官中肆行无忌，一日呼帝为'鬼子徒帝'，为帝所闻，奏知太后。太后 立命鞭仉二十，以小罚。” 载漪等人竟敢率领60名义和团“侵晓入宫大索”，太后晓起用早茶，闻外间喧噪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帝'，亟出立阶上，诸王贝勒及拳到麇聚阶下，见太后行义和拳礼。太后大怒，斥端曰：汝以为汝子即皇帝耶！须废过乙权在我。汝子虽为大阿哥，立时可废也。若误谓乘此纷扰，即可任意妄为，则大谬矣。速退！”目睹载漪等人的行径，慈禧知其潜怀不轨，欲乘时监国，益怒，谕之口：“我一日在世，决无汝干政之望，若再不安分则逐出玉牒，家产充公。”

慈禧对载漪、溥儁父子的厌恶、愤恨，随着西逃，达到了顶点。进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又强烈要求惩办祸首，否则决不议和。内外交加，恼恨难消，载漪自然成为慈禧世对和推卸罪责的替死鬼，废弃大阿哥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第三、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地方大臣的反对，也是慈禧决定废止“己亥建废储”。的重要因素。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汉族大官员对废黜光绪帝本来就表示异议。刘坤一曾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貅防” 为理由反对“建储”。当“己亥建储”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国破家亡时，反对派的呼声便日渐高吭。据《庚子西狩丛谈》的作者昊永记载，他曾奉命前去两湖地区催征粮饷，多次与张之洞交谈， 一日忽谈及大阿哥，公谓：“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 受张之洞委托，吴永回到西安，斗胆上言，请求废止“建储”，“太后稍凝思曰：'尔且谨密勿说，到汴梁即有办法。'予遂叩头起立，默计这一张头状子，已有几分告准也。”

当时， “八国联军”为惩办祸首在北京吵吵不休，地方大臣为平息事端强烈要求废止大阿哥。精于权谋的慈禧清晰地意识到， “己亥建储”已经由巩固统治的法码，变成眼下保权的累赘，为重新赢得列强的欢心和群臣的拥护，只有废止“己亥建储”。

1901年2月，清廷发布谕旨： “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若不严加惩处，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列邦之愤，端郡王载漪著革去爵职” ，“戍新疆” ，11月30日，慈禧在开封宣，“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综观“己亥建储”的前前后后，不难发现，“己亥建储”并不是什么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变故，而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己亥建储”的出笼与收场，都是慈禧为满足其难填的权欲，平衡其心理上的变态而一手操纵导演的闹剧。不论是光绪帝，还是大阿哥溥仉，实际上都是慈禧手中任意摆布的玩物。可悲的是，由于这出阴谋剧与拳匪之乱交织在一起，从而被蒙上了一层奇异的云雾，显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慈禧、载漪等人为报私仇，火中取栗，竟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轻言硖事，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屈辱。这就使得“己亥建馅”由原本为司空见惯的宫廷争斗，变成了带有某种神秘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上承戊戌维新，下启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探清它的原委，对于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复杂性县有极大的作用。

政策原因

义和团运动起来以后，统治者对于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首先必须权衡政治上的利弊得失。用群众运动自身的诉求来衡量或评价执政者的对策，往往会背离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引出十分荒谬的结论。

当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几乎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吏都认识到，这是以往地方官“袒教抑民”的恶果。即使到赵舒翘赴涿州安抚义和团之前，仍持这一看法：

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动辄涉讼；甚且颊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束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因此，此前的清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这是对以往“袒教抑民”对策的一种否定，是在对社会矛盾激化原因准确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政策犹豫。如果由此而逐步形成严格控制义和团对于教民、教会的盲目报复，坚持在民教冲突案件中政府应有的公正立场，以避免列强的直接武装干涉，造成国家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害，仍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政治选择。但是，废立问题已经造成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重大的分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政策选择，已经分裂的各个政治派系只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权衡利弊，提出各自的对策。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尖锐矛盾、并在戊戌政变以后在中央政府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大阿哥党”最终选择支持义和团，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失误。当时就有人评论道，庚子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六这是对于清政府应负政治责任的比较准确的看法。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深重，华北千千万万的民众奋勇而起，凭借民间既存的组织、信仰等武器，走上反帝斗争的前线，无疑具有正义性。但是，正义的斗争一旦失去控制，演变成不加区别、不计后果地屠杀教民、教士，破坏铁路电线乃至一切涉洋之物，使他们融“义民”和“乱民”于一身，折射到清政府，发生“剿抚不定”的政策，也就不难理解了。6月30日赵舒翘上奏请兵弹压，重点在于防范而不是镇压，所提出的将义和团编入行伍，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义和团，防止事态的扩大。根据这份奏折，清政府马上命令赵舒翘前往涿州，说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赵舒翘的主张，即以宣慰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这样做，既能保护义和团的爱国热情，又能防止义和团运动越轨而酿成恶果。而一旦越轨，必须“弹压” 这仍不失为一个理智的对策。但6月6日“大阿哥党”在御前会议的大闹以及刚毅亲自前往涿州之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他们把义和团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褒奖为“义举”，无疑大大张扬了民众运动中的落后面，并且企图利用来抵抗外侮、达到废立。这使得京畿地区义和团表面上走向新的高潮的同时，也种下了走向失败的恶果。因此，对于义和团运动最终的失败，“大阿哥党”无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 的政治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她与“大阿哥党”同取废立的主张，但她的“训政”地位只是受到封建专制体制道义上的压力，而没有受到现实的政治挑战，因此，“废立”对她来说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大阿哥党”则迫切需要凭借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把“废立”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虽然有自己的特定的政治利益，但不能不受最高统治利益所左右，而“大阿哥党”以还未获得最高统治权之前，则更多地是为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所驱动。在义和团向京畿地区日益发展的同时，在中央政府内，以光绪帝为代表的主剿派力量日益减弱，“大阿哥党”的政治能量得到扩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的政策选择多少会滑向“大阿哥党”一边，但是东南督抚的态度仍然明显地制约着慈禧太后对 “大阿哥党”的倾斜态度。这位精于权术而缺乏政治主见的老太太自始至终不能承担起政治家的责任。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爆发的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越轨行为，帝国主义国家动辄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如何妥善处理和引导民众的反帝正义斗争，防止列强的武装干涉，避免民族灾难的发生，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应付的重大政策问题。“大阿哥党”出于本派系的私利，慈禧太后玩弄政治权术，纵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百年前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惨剧，清晰地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统治者的 “失误”，总是由统治者们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