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惟陛下体元用妙，该极象数，稽古创法，绍天觉民。乃惟兹学，殒缺弗嗣，因任众智，微明幽隐，盖将以合乎神旨者，而之海内。众妙所寄，穷之实难。而臣顷御燕闲，亲承训敕，抱疴负忧，久无所成，虽尝有献，大惧浼冒。退复自力，用忘疾惫，谘诹讨论，博尽所疑，冀或涓尘，有助深崇。谨勒成《字说》二十四卷，随表上进，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字说》的许多解释，实属妄为比附，贻人笑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宋人笔记里，窥其一斑：徐健《漫笑录》载：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造侍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爪反面升也。”公以为然。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二十载：王荆公晚喜《字说》。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隅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之化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也。

从以上的例子可知，王安石《字说》多违背古文字学“六书”的条例，仅从楷书的点画释字，故不能得其要领。宋代陆游曾评论道：“王氏见字多有义，遂一概以义取之，……是以每至穿凿附会。”（《字说跋》）罗大经也曾记：“荆公解‘蔗’字不得其义。一日行圃，见畦丁莳蔗横瘗之，曰：‘他时节皆生。’公悟曰：‘蔗，草之蔗生者也’。”（《鹤林王露》卷三）足以证明王安石于形声字不能辨别，而一概用会意来逞其臆说。这种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说字方法，与拆字如出一辙。不过，王安石的变法既为时人所诟病，《字说》便常引为笑料，宋人笔记中溢恶之辞必多。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字说》，我们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埤雅》所录《字说》的部分条目移录于次，以供进一步研讨：麇：獐、麋也。………《字说》曰：“赤与白为章，獐见章而惑者也。乐以和道而获焉。麇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缚者也；故又训‘缚’。《诗》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言昏礼不以死物，故其生挚用雁，而饰羔雁者以绩。今以死麇，更以白茅包之，则皆非其礼矣。虽皆非礼，然犹愈于无礼，故序云：‘恶无礼也。’先曰‘死麇’，后曰‘死鹿’；先曰‘包’，后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恶无礼，其俗有隆而无杀。獐性喜山，麇性喜泽，鹿性喜林。故林属于山为麓，其字从鹿；麓，鹿之所在故也。鹿，林曾也；麇，泽兽也”。（卷三《释兽》）

獭：其字从“赖”，与“豺”从“才”同意。……《字说》曰：“豺亦兽也，乃能获兽，能胜其类，又知以时祭，可谓‘才’矣。獭非能胜其类也，然亦知根本反始，非无赖者。”（同上）

羊：《字说》曰：“羊大则充实而美。美成矣，则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同上）

虺：虺一名蝮。……《字说》曰：“蛇，螯人也，而亦逃人也，是为有‘它’。蝮，能之则复；其害人也，人亦复焉。”（卷十《释虫》）

樱桃：《字说》云：“樱主实，么雅柔泽如‘婴’者；栲主材，成就坚久如‘考’者。”（卷十四《释木》）

苋：《字说》曰：“■除眩，苋除医；遂逐永，亦逐蛊。”（卷十七《释草》）

《埤雅》所引，当是《字说》原文，而且每字释义首先完整，由此可见王安石字学的特征：不仅都是依括楷书形体释义，所说的也仍然多见乖违比缪。牵强附会者俯拾即是，则宋人所说的一些笑话，基本属实。

当然，《字说》也不是一无是处。叶大庆《考古质疑》指出：“近也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伪’，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与‘邑交曰郊’、‘分贝为贫’……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说明《字说》并非皆无是取。宋人多以会意解字，与清人“因声求义”的方法暗合，对训诂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我们知道，汉字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构造有一定的规则，如果仅仅片面地用会意的方法去解字，就会出现许多笑话。正如宋人叶造指出的：“凡字不为无义，但古之制字，不专主义，或声或形，其类不一。”

（《石林燕语》）王安石《字说》中对字的解释，已经脱离了严肃的文字学意义，趋向于拆字游戏，只不过是没有预测吉凶的功用罢了。《字说》的出现与唐宋时期的测字风是互为表里的。《字说》成书以后，是作为“行政命令”颁行天下的，是靠政治力量强制推行的、包含诸多结论的一家之言，它最终被社会所捐弃，也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