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行省制基础上加以改革，于原四川行省区划内设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与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司法。同时，在四川推行里、甲、坊、厢制度，州、县以下普遍建立里、甲，在城市建立坊、厢，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

清代因袭明制又略有调整，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在省下增加道一级行政组织，形成省、道、府（直隶州、厅）、县（散州、厅）四级政权机构。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在四川设置四川省，省界较明代略有一些变化。清代四川的行省制度经不断调整，规模较明代更完备，体制也更加健全。清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制度，从省到县，有道、府、州、厅、县之别，级别较多，隶属系统较为复杂。州与厅、有直隶于省而与府同级的直隶州和直隶厅，有直隶于府而与县同级的府辖州和府辖厅。在州以下，又有县和厅之分。并且，上还有道，下还有土司、卫所、设治委员参杂其中。

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义府（南宋时属川峡四路之一的夔州路，明神宗万历29年即1601年，改土归流，置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

民国初年，四川行政区划分为省、道、县三级制，以省统道，以道统县，道为监察区域，是省的派出机构。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裁废道制，以府、州、厅直隶省政。1913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又按其预订的“废省改道”计划，利用清王朝的道来控制地方，以道统县，把全川划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东和边东、边西7个道。1914年，又改川西道为西川道，上川南道为建昌道，下川南道为永宁道，川北道为嘉陵道，川东道为东川道。后因军阀混战连年，各据防区，道已名存实亡，遂废。川西高原山地，清末拟建西康省未成。

1912年，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川西高原地区划为川边特别区域，受四川省节制。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四川境内各派军阀划区割据，各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全川军令政令并不统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四川军阀易帜，根据国民政府令，1927年成立四川省政府。但号令不行，各防区的军阀仍各自为政。

在军阀割据时期，四川行政区划建置变化较小，仅在1915年改东乡县为宣汉县（因与江西省东乡县同名）；1927年在茂县设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公署，将松潘、理番、懋功、茂县、汶川5县和抚边、绥靖、崇化3屯划为屯殖区域。1928年裁道，改各县直隶省政府。1928年，新置成都市。1929年，置重庆市。

1929年3月22日，四川省政府在成都成立，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各防区的军阀仍各行其是，省政府有名无实，省主席号令不行。

1929年（民国十八年）重庆从四川省巴县分离，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归四川省管辖，首任市长潘文华。

1934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1935年7月6日开始迁往成都。1935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在成都市督院街本部办公。

1935年6月，国民政府在四川正式实施行政督察区制，将全川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另设西康行政督察区），每区设置专员公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单位，分辖各县，以控制地方力量。自此，近20年的四川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1935年3月4日，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 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 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视察重庆时就说：“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川军将士在四川省成都市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出川抗战誓师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约有350万四川人出川抗战，保家卫国，留下了“川人从未负国”的佳话。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通过攻破中国首都南京速战速决使中国屈服的企图。8年抗战，川军凭借其血性和为民族而战的大义，在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多个经典战役中出征。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抗战结束时，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如此评价：“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刘湘死在第七战区司令的岗位上时留了一句话：‘日军一日不退出中国，川军一日不得返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提出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继续抗战。30日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迁都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由二级乙等四川省辖市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首次析出四川省。重庆市辖区范围大致为今重庆主城区，即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以及江北区、南岸区。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宣称：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此令。”

抗日战争中四川虽然没有被侵占，但四川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湘率领30万川军出川“打国仗”，到八年抗战中四川共征兵三百多万，可以说每四个战士里就有一个川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华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四川解放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西北、华东诸战场节节取胜。8月18日，国民党宣布重庆为“新行都”。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部署西南作战。2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提出“固守四川，确保大西南”的作战方针。10月中旬，广州解放，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区，蒋介石于当日凌晨乘机逃往成都，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1日，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陈锡联。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飞逃台湾，留下顾祝同、胡宗南指挥（顾祝同也在16日逃往台湾）。

1949年12月27日，南北两线人民解放军会师成都，四川省会成都解放。1949年12月30日，举行入城仪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等率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进入成都。1949年12月31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为副主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对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十五军及六十二军各一部，奉命从川西及滇北两个方向，分几路向西昌进军。1950年3月27日，解放军抢占西昌飞机场，胡宗南于前一日从西昌飞逃台湾，西昌旋即解放。到1950年4月7日，连续解放会理、宁南、冕宁、德昌、盐边、盐源等18城。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力量彻底被歼，四川全境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辖区变动与机构沿革

1955年1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成立时，四川省辖3个地级市（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温江、绵阳、达县、遂宁、江津、内江、宜宾、泸州、乐山、涪陵、万县、南充12个专区，1个藏族自治区（1955年12月改称阿坝藏族自治州）。

到1965年，四川省辖4个地级市（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渡口市），12个专区，3个自治州，5个县级市，17个市辖区，181个县，3个自制县。

1996年，四川省有省辖市14个，地区6个，民族自治州3个，县级行政区221个（其中民族自治县8个），面积57万平方公里，人口1.12亿人（1995年底统计数）。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重庆直辖市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共43个区市县，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002万人。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

1976年1月，潼南县由绵阳地区划归江津地区（1981年，江津地区改名永川地区，潼南县隶属永川地区；1983年4月，永川地区并入重庆市，潼南县亦隶属重庆市；1997年，潼南县隶属重庆直辖市）。

川峡四路，宋元时代行政区划，今名”四川“的源头，包括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共计四路。

“川峡四路”总称“四川路”，简称“四川”。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宋军灭后蜀后设西川路，治益州（四川成都）；

开宝六年（973年），又设陕西路，治梁州（兴元府，陕西汉中）；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将西川路和陕西路合并为川陕路；

至道三年（997年），又分设西川路、峡西路两路，后析置为四路；

咸平四年（1001年），将西川路析置为益州路、梓州路两路；将峡西路析置为利州路、夔州路两路，故宋人合称其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

川峡四路的行政管辖区域大致包括：今四川省大部、重庆市全境、陕西汉中，湖北恩施、贵州的安顺、贵阳、遵义、铜仁等区域，以及甘肃文县；

川峡四路（四川）与两浙路（江南）成为宋代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成为宋朝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地；

嘉佑四年（1059年），改益州为成都府，益州路更名成都府路；

重和元年（1118年），改梓州为潼川府，梓州路更名为潼川府路。

此后，利州路又曾多次被分为利州东路、利州西路，分合频繁。

南宋绍兴十四年 （1144 ），将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

乾道四年 （1168 ）合为一路；

淳熙二年 （1175 ）复分，次年又合，五年 （1178 ）复分；

绍熙五年 （1194 ）再合；

庆元二年 （1196 ）又分，嘉定三年 （1210 ）复合，十一年 （1218 ）又分。

益州路：治所益州（成都市），含今四川省成都市、雅安市、乐山市、德阳市和绵阳市的安州区、北川县、江油市等地。

梓州路：治所梓州（四川三台），含今四川省绵阳市的三台县、盐亭县；遂宁市；内江市；自贡市；宜宾市；南充市；广安市；泸州市；达州市的渠县、大竹县；重庆市合川区、潼南区、铜梁区、大足区、荣昌区、永川区和贵州省的六盘水市、毕节市以及云南省昭通市等区域。

利州路：治所兴元府（陕西汉中），含今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平武县；巴中市；广元市和陕西的汉中市等区域。

夔州路：治所夔州，含当时的达州、恭州、黔州、施州、忠州、万州、开州、涪州、珍州。

宋元时代行政区划名称。宋代为一级政区；元代全国设置“行省”，改为四川行省的二级政区；明代“路名”改“府名”

“川峡四路”总称“四川路”，简称“四川”。到元朝时，正式设置了“四川行省”。四川的名称由此固定下来。

两宋时期，地方实行三级行政区划管理

一级行政区：路

二级行政区：州、府、军、监

三级行政区：县

川峡四路分设“利州、成都、三台、夔州”四路首府。

“州、府、军、监”行政区划同级。只按官职品秩，将州府分六等：都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

川峡四路四大首府，仅夔州置最高级都督府，辖区面积最为广大，除下辖本路各州、府、军、监外，另辖56羁縻州：南宁州、琬州 （远州 ）、犍州、蒋州、清州、矩州 （知州 ）、蛮州、龚州 （袭州 ）、峨州、邦州、鹤州、劳州、义州、福州、儒州、令州 （会州 ）、郝州、普宁州、缘州、那州、鸾州、丝州、功州 （邛州 ）、敷州、晃州、侯州、焚州、添州、瑶州、双城州、训州、卿州 （乡州 ）、茂龙州、整州、乐善州、抚水州、思元州、逸州、恩州、南平州、勋州、姜州、棱州、鸿州、和武州、晖州、亮州 （毫州 ）、鼓州、悬州、合江州、今州、庄州、罗嵒州、陈蒙州、牂州 （洋州 ）、充州。

就经济地位而言，川峡四路（四川）与两浙路（江南）成为宋代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

章如愚在盛赞当时南方经济的兴盛时，就是把剑南以南的四川与长江以南的江南相提并论的。他说；“长江、剑阁以南，民户止当诸夏中分，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四川以其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在宋代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

北宋时，宋朝管辖区总人口达到1亿左右，而四川人口突破1千万大关，占总人口的1/10以上。南宋时，宋辖区总人口接近6500万，而四川人口发展到1300多万，占总人口的1/5以上。北宋时，宋辖区总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2%。南宋时，宋辖区的总面积为172万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积达32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19%.

四川物产丰富，如被称为“国之所资，民恃为命”的茶叶其年产量便高达2千万斤，几乎占全国茶叶年产量的2/3。“天下商税，四蜀独重”。熙宁七年（1074）商税总额为641万贯，而四川一地即达166万贯之多，约占总额的26%。川峡四路“土植宜柘”，北宋政府一年布帛的总收入为1135万余匹，而四川一地即达179万余匹，约占布帛总收入的16%。蜀锦“天下第一”，如果以锦绮、鹿胎、透背等高级丝织物计算，四川所占比例更高。

到了南宋，四川的经济地位越发重要。绍兴三十年（1160），宋朝军粮不计四川“为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一地即供应军粮156万余斛，占南宋全国总额的1/3以上。孝宗末年以后，南宋政府一年的缗浅总收入为8200万贯，其中包括茶盐榷货、经总制钱、上供和买折帛、四川钱引等项，而四川钱引一项即达3300万余贯，约占总收入的40%。高宗时，南宋政府一年的酒税总额为1400万贯，而四川一地即达690余万贯，约占总额的40%。总之，四川在宋代经济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和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