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法律规定，审判权由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律规定分别行使。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属于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并且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基层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对下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法律规定由其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还有权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1．性质。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机关性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的侦查、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工作进行监督。

2．产生。我国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受它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受它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还要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3．设置。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规定，我国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分为：（1）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省辖市人民检察院；（3）县、市、自治县和市辖区人民检察院。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和县一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可以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等区域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设立若干检察厅和其他业务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分别设立相应的检察处、科和其他业务机构。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4．任务和职权。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根据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

——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

——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如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进行侦查；

——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

——对于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依照二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按照分类，上述监督工作可以分为法纪监督、侦查监督、提起公诉和审判监督、监所监督。

1．性质。我国公安机关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公安行政管理机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是国家的侦查机关，具有司法机关的属性。

2．设置。国务院设公安部，领导全国的人民警察，组织和管理全国的公安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公安厅（局），省辖市和自治区辖市、地区、自治州、盟设公安局（处），县、市、旗设公安局，市辖区设公安分局。城市街道和县属区、乡、镇设公安派出所，作为县（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由公安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

3．任务和职责。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根据法律规定和职责分工，公安机关履行下列职责：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管理交通、消防、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场所和设施；管理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国家安全机关具有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如：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等）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国务院设国家安全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国家安全厅（局），其他地方可根据需要设置国家安全机构或者人员。

1．性质。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也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行使司法方面的行政管理权，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又承担辅助国家司法职能实施（如刑罚执行）的行政管理任务，具有司法机关的属性。

2．设置。国务院设司法部，主管国家司法行政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司法厅（局），省辖市和自治区辖市、地区、自治州、盟设司法局（处），县、市、市辖区、旗设司法局。城市街道和县属区、乡、镇设司法助理员。

3．任务和职责。司法行政机关的任务和职责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不断变化。现阶段，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任务和职责主要有：监督和指导监狱执行刑罚改造罪犯，监督和指导劳动教养工作；制定法制宣传教育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检查依法治理工作，指导法制宣传，管理法制报刊；监督和指导律师工作和法律顾问工作，管理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和在华设立的外国（境外）律师机构；监督和指导公证机构和公证业务活动，负责委托港澳地区律师办理在内地使用的公证事务；指导人民调解和司法助理员工作；开展政府间的法律交流与合作；负责国际司法协助协定执行的有关事宜；组织司法领域人权问题研究；监督大型监狱、劳动教养场所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直属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指导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管理司法鉴定工作。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司法体制，享有独立于中央司法权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也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司法的“四化”现象，即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

第一，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等级化，反映的是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按照上下等级结构和模式运作的一种司法异化现象。司法的等级化主要表现为司法机构成员之间关系的等级化，即法官和检察官的等级化。司法等级化，不仅违反了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空间。

第二，司法的行政化。这里所说的司法行政化，主要是指法院和检察院体制的行政化，即法院和检察院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来建构和运行。其主要表现是：司法机关的设置与行政机关相对应，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确定行政级别以及司法机关按行政决策模式裁判案件。司法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性和附属性，不利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裁判案件，违反了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

第三，司法的商业化。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司法活动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其主要表现是：司法机关利用职权兴办经济实体，司法机关在征收诉讼费过程中的商业化以及司法机关利用职权随意收费。司法与金钱相联系，使司法失去了公正和正义性。

第四，司法的地方化。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司法地方化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的地方化和司法财政管理的地方化。司法地方化的严重后果在于：一是全国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二是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三是加重了司法不公，使得司法腐败这一社会毒瘤长期得不到根除。

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实现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其基本要求是：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向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转换，形成诉讼体制的根本转型；改革和完善司法执行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

（一）建构现代法官和检察官管理体制

法官和检察官是司法体制的实践者和操作者，法官和检察官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制度正面临着划时代的变革与发展机遇。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制度，必须克服法官和检察官大众化的思想倾向，以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化为目标，形成严格的法官和检察官准入制度和选任制度。

参照国外在法官准入和选任方面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国现行的法官和检察官准入制度和选任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一是明确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首先具备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条件。这样规定的理由是，只有经过正规法律院校培养的学生，才能具备宽厚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只有通过司法统一考试的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和检察官。三是建立一元化的严格司法训练制度。四是建立充分体现法官和检察官国家荣誉和尊严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免体制。五是建立合理的法官和检察官业务晋升机制。

（二）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

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法院和检察院或者法官和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拥有主导权，对诉讼程序的启动、进行和终止以及对诉讼对象的确定和诉讼资料的调查收集具有决定权，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地位。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控制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和反映。这种诉讼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诉讼体制应转换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点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进行、终止以及案件审理对象和审理范围均由当事人决定。简言之，就是将诉讼的主导权和支配权交给当事人行使。我们认为，诉讼体制只有实现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根本转型，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保障中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体制

中国现行司法执行体制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体例，将司法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是一种“审执合一”的执行体制。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司法执行体制也在实务中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革。成立执行局，使司法执行机构在法院体制中相对独立和统一，是中国司法执行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司法执行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这一改革思路是基于司法执行权是一种区别于司法裁决权而具有行政权性质的权力的认识。实践中，许多法院设立了各自的独立执行机构——执行局，在执行机构的管理体制上实行单列的管理模式。这样，司法执行机构实际上在司法机关内部已经相对独立出来。这既是合乎逻辑的，也代表了中国司法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

（四）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需要进行探讨的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和正义性，关键的环节之一是避免其地方化，或者说弱化地方党政领导和其他有关部门干扰司法正常办案。有可供选择的两种方式：一是法院和检察院的院长等，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且由人大监督、罢免等，弱化当地党委和组织部门选择、调动、监督、罢免的权力，当地政府依法供给两院以充足的经费，使其在人事和经费上有司法独立的基础；另一种思路是，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这样可以基本上避免地方主义。但是，各有利弊，就前一种方案而言，虽然近几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对两院的监督有所加强，比如有的地方法院或者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未能通过。然而，可能由于人大实际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部分地方的人大并不能很好地起选举两院院长、监督两院工作，留住或者罢免两院领导的作用，地方主义从制度设计上无法克服；后一种方案，其很可能产生的弊端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可能象目前的政府各部门一样，收权和集中，于是跑步进京、权力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又会滋生。但是，我们认为，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看，为了国家的集中和统一，摆脱地方主义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和不正义，法院和检察院体制改革次优的选择是，将其经费和人事垂直化管理，而给各级地方人大，特别是给全国人大以足够的监督权力，避免两院垂直管理后可能产生的寻租和低效率问题。

垂直管理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法院和检察院实行人事垂直管理。这将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维护公平与正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制的权威与统一，发挥法院和检察院的正常功能。为此，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机构设置和编制应由中央统管。具体来说，最高法院党委成员由中央选任管理；高级法院党委成员由最高法院党委主管；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党委（组）成员由高级法院党委主管。其次，改革法院和检察院经费由地方财政解决的思路，特别是要改革对法院和检察院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经费来源和供给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这将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

就法院和检察院人事、经费和业务垂直管理的体制看，更加需要加强地方人大对垂直管理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的横向监督，包括案件质询、日常监督和年度报告审议审查制度，对效率低下、渎职、腐败严重的在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地方人大可以向上级主管提起处分、调离、罢免等要求，以避免垂直管理带来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从长远看，2020年以后，随着地方党政领导法制观念的增强，人际人情文化向法治守法文化转变，地方人大的权威强化，各地财政充裕，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从地方财政中能得到保障，人民群众法制素质提高，法院和检察院的体制，应当重新回归地方，形成地方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制衡格局，保证地方治理结构的完整性，并减少横向监督和纵向管理带来的体制摩擦成本，提高司法体制的效率。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的体制改革，需要协调和配套推进。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的领导，以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其次，要制定中国司法改革法，使司法体制改革在合法的框架下展开。第三，成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统筹整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革。第四，调查中国的司法现状，提出司法改革意见。

1.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宪法对司法权和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符合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这种体制主要适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利益观念和权力配置原则，这些观念和原则不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造成对法律的作用和功能在认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对法律的社会性和法律原则的科学性重视不够，使得司法制度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确立，现行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司法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因此，司法机关的作用显著提高，改革司法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主体和公民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他们对经济利益以及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十分关注，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的法律对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对司法行为来体现，如何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正司法的职能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要求。

宪法确认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强调依法治国，法治原则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根据法治原则，为保障司法机关职能独立，必须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促使其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司法体制真正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司法体制。但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通过发挥司法职能来体现司法正义、维护市场秩序，由于中国司法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某种不适应性，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不仅不利于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

2.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必须要根除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并最终促进司法体制的改革。而司法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并且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同步性，因此，对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法治原则不仅要求依法治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法律的权威性，即在实际生活中体现法律权威大于个人权威，司法机关对法律的适用是法律权威的直接体现，因此，司法体制的改革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战略方针，既要提高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使之与法治原则相符合，有利于发挥其独立司法的职能，又要从体制上进一步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制约。

第二，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要求效益优先，而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取得某种协调，中国现阶段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对司法公正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司法体制促进司法公正，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内容。

第三，司法体制改革必须要借鉴外国司法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司法公正是近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建构司法体制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外国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司法机关的组成、以及维护司法机关职能独立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属性，完全可以为其它国家吸收和借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司法体制及其运作有许多不利于司法公正、不符合法治原则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国情适当吸收外国法治建设的先进经验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

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民法院实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领导，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实行监督。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领导体制使得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遇到较大的困难，因此，根据法治原则对法律适用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在设立全国最高检察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管辖的范围来设立下级司法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组成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

司法机关统一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按行政区域来设置，而是根据司法机关管辖案件的需要来设置，如，在最高法院之下可设立若干上诉法院，然后根据需要设立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司法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与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并不产生根本的冲突，原因是：

第一，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改变和撤销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发布的不适当的决议，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规、发布的决议必须要符合宪法、法律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

第二，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的权力在宪法上规定为地方性的重大事项，而地方性的重大事项显然并不包括司法权，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授予，并不是一种固有权，中央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在地方司法机关的性质上，宪法根据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征，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只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而不包括司法机关，这一规定本身即说明保护法制统一是宪法的基本精神。

第三，宪法虽然没有规定三权分立与制衡，但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应当相互分工与合作，宪法规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实行审查，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