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抵御刘锦棠的进攻，马化龙挖壕筑墙，修堡建垒，使金积堡内外墙壁纵横，堡垒环列，渠水环复，易守难攻，还相继掘开了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水泊之中。面对这些困难，刘锦棠身先士卒，往来于烂泥之中，率领老湘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苦战数月，终于攻占了金积堡外围各堡寨，开始转入对金积堡的进攻。金积堡修筑得十分坚固，防守十分严密。刘锦棠则以深沟高垒围困。他令清军环堡挖了两道深1丈宽3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切断金积堡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还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不断向堡中轰击。经过十个月反复、激烈的争战，清军到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终于将金积城外570多座堡寨大部攻破，迫使马化龙和其子马耀帮交出军械，平毁剩余堡寨，向他投降。左宗棠上奏称赞刘锦棠，请求清廷予以破格录用。清廷随即下诏，赐封云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

刘锦棠遵照左宗棠的指示，在王家疃、通昌堡和通贵堡被相继攻取，马化龙已失去利用价值的情况下，以从金积堡搜出洋枪1200杆为口实，尽杀马化龙及其兄弟子侄以及亲随部众1800多人，将打死刘松山的回民军将领马八条剖腹剜心，祭奠刘松山。然后，护送刘松山的灵柩回湖南，并在当地招募士兵。

平定西宁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刘锦棠带着从湖南招募的湘勇回到甘肃。八月，他率领18营老湘军进攻马桂源、马本源及白彦虎等人领导的西宁回民起义军。由于回民军从湟中大峡口到小峡口的八十余里间设置堡垒、绵延不绝，作战难度极大。刘锦棠率部斩关而进，前后两个多月，血战五十余次，才攻占峡口隘路，兵临城下。十月，刘锦棠率军进驻西宁。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进克向阳堡和大通县城，斩叛官马寿。白彦虎于向阳堡陷落时，率所部回民军2000余人，由永安、南山、草滩一带，向西逃走。二月，马桂源兄弟也于逃到巴燕戎格，于降清后在兰州被处死。

克复肃州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左宗棠因久攻肃州（今甘肃酒泉）不下，檄调刘锦棠，率兵西向，配合徐占彪、金顺、宋庆等人，攻取肃州。他一面发起猛烈攻击，一面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迫使守城义军首领马文禄开城投降。马文禄与马永福、马照等8名首领和1573名部属，一起被杀。白彦虎由此再向西奔，进入新疆。当晚，清军各部入城纵火，对回民进行屠杀，其“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自此，河西地区再也没有形成回族聚居区。随着肃州被攻克，持续多年、蔓延数地的陕甘回民起义平定。左宗棠历数部将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战功，刘锦棠居首。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清廷依此擢升刘锦棠为署西宁兵备道。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河州回民闵殿臣再次起事，刘锦棠会同诸军于次月将之平定。至此，陕甘境内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基本上被全部镇压。

主词条：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左宗棠被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奉诏出兵驱逐外敌、收复新疆。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方针，并决定此次出征，只以刘锦棠所部老湘军和自己的亲兵卫队为主力。随后，左宗棠向清廷举荐他认为“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志虑忠纯”的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指挥西征各军。当左宗棠询问刘锦棠出关作战需要多少人马时，刘锦棠豪迈的回答道：“胜兵万人，足以横行，不在多也”。左宗棠听后，“伟其言”。

同年夏，左宗棠在兰州召开分统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会上，刘锦棠提出“以缓行速战为义”，左宗棠授予他在前线随机应变之权。左宗棠的赏识和信任，使刘锦棠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年底，刘锦棠再次来到兰州，与左宗棠商讨有关西征作战事宜，二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老湘军各部陆续从凉州向肃州集结。驻扎凉州期间，刘锦棠对所部进行精简，整编为马步25营（步队17营旗，马队8营旗）。三月十三日（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刘锦棠与他再次进行磋商，决定以“先迟后速为稳者”。此时，先前出关各军，因滞留已久，迁延不进，锐气销磨，亟盼湘军早日出关。刘锦棠与左宗棠妥议之后，即派部将汉中镇总兵谭上连、宁夏镇总兵谭拔萃、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等人，率部相继从肃州出发。四月初三日，刘锦棠亲提大军从肃州起程。为了避免途中发生饮水和粮草供应不足问题，他命各部先在安西会合，然后再分批向哈密进发。不久后，谭上连部抵达巴里坤，分兵驻扎巴里坤以西的芨芨台、色毕口、大石头和三个泉等地，以保证巴里坤和古城之间的运道的畅通。随后，谭拔萃和余虎恩也相继率部到达。五月初，刘锦棠来到哈密，着手准备进军事宜。他命令后续部队把储存在哈密的军粮分起短运，先翻越天山，运抵巴里坤，再从巴里坤运到古城。同时，要求经过千里戈壁的各部务必于闰五月底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整装待命。这样，既解决了运力不足的问题，又使士兵得到了休整的时间。闰五月，刘锦棠从巴里坤抵达古城，分兵驻扎木垒河以东地区，决定在“新谷遍野、有粮可因”的新秋之际发起北疆作战。在对后方进行了周密、妥善的布署之后，刘锦棠即率轻骑前往济木萨（今新疆吉木萨尔）。

光绪二年（1876年）闰五月二十日，刘锦棠亲抵清军与叛军交战的前哨阵地——济木萨，与金顺商讨进兵方略。他在亲临三台、滋泥泉、阜康等地，了解了军情之后，认为“白彦虎内结安集延，外连英、俄，复以危辞煽动土回，精骑十数万，天山南北路，呼吸可以自致”，而清军骑兵“十不当一”，如果决战不胜，将陷入无路可退的绝境。加之考虑粮饷供给的问题，他认为平定北疆，应该先以阜康为储粮屯兵之处，在此根据形势相机而动，可进退有据。随后他返回古城，开始准备进兵古牧地（今新疆米泉），以撤除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的屏障。

防守乌鲁本齐地区的有投降叛军头目阿古柏的马人得、白彦虎等部2万多人，其中6000多人驻守古牧地。从阜康到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是途经戈壁、缺乏水源、无敌军防守的大道，一是途经黄田，水源充足、但有重兵防守的小路。敌军意在迫使清军走大道，过戈壁，陷入人马渴乏的困境。刘锦棠将计就计，8月8日，派出部队掘井挖渠，开沟引水，摆出要走大道的架势。10日夜晚，突然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进击，当夜夺取黄田，第二天进围古牧地。他令炮队在城外修筑炮台，用开花大炮把城墙轰塌了几个缺口，令突击队从缺口抢攻入城，于17日占领古牧地，全歼守敌。

攻取古牧地时，刘锦棠从缴获的信中获悉迪化防守乏人，南疆阿古柏援兵也难迅速到来。于是，立即决定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防守古牧地外，大队人马星夜向迪化疾进。次日黎明，部队抵达迪化外围，炮队在六道湾的山梁上架炮向城里射击。马人得、白彦虎没有料到清军如此神速，炮声一响，便弃城南逃。

收复迪化之后，刘锦棠令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自率老湘军清剿残敌，准备南进。不料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金顺部清军久攻不克。刘锦棠又派罗长祜率领11营老湘军驰援。这时大雪开始封山，刘锦棠遵照左宗棠的意见，进行整军备战，准备来年春天举兵南进。八月，刘锦棠因战功获得骑都尉世职。

打开南疆

阿古柏得知迪化失守的消息后，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赶到托克逊部署防御。他派心腹艾克木汗率步骑8500人和马人得、白彦虎残部，以及1万民团守吐鲁番，令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4400人守达坂城，并在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座新城；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6000人守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妄图阻止清军南下。

光绪三年（1877年）4月上旬，刘锦棠按照左宗棠三路并进的部署，与张曜、徐占彪约期进发。14日，刘锦棠率领31营人马（新补充了炮骑各3营），从迪化南下，于16日夜晚包围达坂城，直至次日凌晨城中守敌才发现。天亮后，刘锦棠环城侦察敌情，坐骑中弹倒地，他易马而前。摸清城防概况后，命令各营环城挖壕筑垒，严密锁围。同时构筑炮台，准备强攻。当清军两次击退海古拉派来的援兵之后，爱伊德尔呼里盼援无望，便准备突围南逃。刘锦棠命令夜间遍燃火把，密切监视。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他当即下令以开花炮向城内轰击。由于弹药库中炮爆炸，加之大风骤起，烈火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守敌头目纷纷投降，爱伊德尔呼里也被活捉。

对于大批俘虏，刘锦棠遵左宗棠之嘱，实行宽待政策，凡是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释放回家，并发给衣粮。其他俘虏，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爱伊德尔呼里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整个进军南疆的过程中，刘锦棠始终实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连俄国人都在报告中说，刘锦棠“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

攻占达坂城后，刘锦棠分派罗长祜率步骑6营与张曜、徐占彪两路人马于26日攻取了吐鲁番。自率骑兵于同日赶到托克逊，截住准备南逃的敌军。经过激战，除海古拉率2000多人逃脱之外，歼敌4000余人。至此，历时不到半月，胜利地结束了攻占三城的战役。

进军南疆

占领托克逊后，刘锦棠决定待秋粮采运充足之后再行南进。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光绪三年（1877年）5月29日，阿古柏患中风而死（又有被部下打死、毒杀或服毒自尽等说）。海古拉携其尸南返时，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又被伯克胡里败于阿克苏，遂率残部逃入俄境。伯克胡里继承了阿古柏的汗位后，除留部分人马防守东四城外，自率主力退保西四城。

依据南疆八城的地理和敌军分布情况，刘锦棠把进军南疆的部队分成两个梯队：以老湘军为第一梯队，专门“主战”，以张曜部为第二梯队，“且战且防”。9月 27日，刘锦棠率领第一梯队32营先期出发，10月2日进抵曲惠。为了消灭逃至库尔勒观望动静的白彦虎，他兵分两路，令余虎恩，黄万鹏率马步14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进攻库尔勒侧背；自率主力沿大路过开都河，从正面进捣库尔勒。9日，两路人马会师库尔勒时，白彦虎已西逃库车。针对白彦虎长于流窜的特点，刘锦棠断然决定亲率精骑1000、健卒1500先行追击，令罗长祜领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从库尔勒启程后，三昼夜疾驰400多里，15日追到布古尔（今轮台）时，击溃敌骑千余。18日追到库车城外时，又毙敌千余。22日终于在铜厂和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追上逃敌，经过激战，消灭一部，余敌继续西逃。24日追到阿克苏城外时，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已自动占领该城“以待官军”。这时，白彦虎部经乌什逃向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留守东四城的残部则逃向叶尔羌。

对于刘锦棠指挥的这一阶段作战，左宗棠十分满意地赞扬说：“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近以来，实罕其比。”

东四城克复之际，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和阗头目尼牙斯反正，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叛国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反正，率领原部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因力单难支，派人到阿克苏向刘锦棠乞援。在这种情况下，刘锦棠毅然决定改变原定首先攻占叶尔羌的计划，不待第二梯队抵达阿克苏，不顾长途追击作战的疲惫，马上进军喀什噶尔。他令余虎恩率5营人马取道巴尔楚克（今新疆巴楚东）、玛纳尔巴什，进攻喀什噶尔；令黄万鹏率步骑9营取道布鲁特人游牧地，疾指喀什噶尔，自率主力进驻巴尔楚克，居中策应。12月17日晚，余、黄两部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当晚将回城克复，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率残部逃入俄境。21日，刘锦棠进取叶尔羌，24日占领英吉沙尔，董福祥于次年（1878年）1月2日进占和阗。一月之内，清军驰驱2000多里，夺取西四城，胜利收复了南疆。

阿古柏在后方巢穴中的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一夜之间成了俘虏。他们惊叹清军行动的神速，称刘锦棠为“飞将军”。捷报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称赞刘锦棠的指挥道：“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挈回疆全境还隶职方，即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清廷也高度评价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将其晋为二等男爵，5月晋太常寺卿，8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

善后工作

新疆初复，城池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居室，渠道淹废，田园荒芜。刘锦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目睹了这—惨景。他在新疆所做的 第—件事，就是设立善后局，处理善后事宜。

南疆的善后工作，都由刘锦棠一路收复，—路设局经理。当时军队里幕僚人员很多，善后局主要由这些人来经办。善后局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招集流寓失所的农民，将被阿古柏匪徒胁行的人民遣返原籍，贷给籽种，使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新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全赖引水灌溉。为此，又仿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每日发给口粮，组织刚刚返回原籍的农民修复渠道、坎儿井。清军官兵也被派去参加兴修农田设施的劳动。这些措施，保证了南疆各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人们衣食有了着落，社会也就日趋安定了。

追击漏网之鱼

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漏网逃入俄境，刘锦棠“常引为大恨”。为此，他注重边防卡伦建设，加强了对残敌窜犯的戒备。

光绪四年（1878年）9月，白彦虎派其心腹金山率几百人马，侵入阿克苏以西边境。27日，刘锦棠率骑兵900，步兵300，从喀什噶尔出发，沿边境急驰，截住该敌，活捉金山，全歼所部。

12月上旬，伯克胡里派其亲信头目阿里达什率480余人侵入喀什噶尔西部边境。刘锦棠认为，阿古柏残部屡次回窜，“名为该部寻仇，实由俄回嗾使”，“必大加惩创，方免频来扰边。”（《刘襄勤公奏稿》卷七）9日夜，刘锦棠亲率骑兵900，步兵1100人，兵分三路，在当地布鲁特人的协助下，全歼了这股敌军，击毙了阿里达什。

光绪五年（1879年）初，艾克木汗勾结布鲁特头目阿布都勒哈玛，聚集了2300多人来犯，侵扰到离喀什噶尔只有200多里的博斯塘特勒克一带。刘锦棠出动4000多人马，兵分三路，乘艾克木汗袭击清军营寨之机，设伏于博斯塘特勒克山谷内外，诱其入伏，四面包围，除艾克木汗与阿布都勒哈玛领100余骑逃脱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9月上旬，艾克木汗和阿布都勒哈玛又纠集2000多人马，“声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英各城”（《新疆图志》卷九十七，《奏议》七），经喀什噶尔以西 700余里的乌什恰提卡伦，兵临色勒库尔（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下，企图先占该城作为立足之地，刘锦棠闻讯，亲率马步军2000人，携带干粮，经英吉沙尔，取道荒无人迹的岩壑山路，昼夜兼程向色勒库尔疾进。艾克木汗得知清军大队来援，便撤离色勒库尔向北逃窜。刘锦棠立即改道向北，凿冰为道，冒险翻越终年积冰的卡拉塔什达坂，以四昼夜驰800里的速度，终于追上逃敌，将其全部歼灭。

左宗棠评价刘锦棠歼灭窜犯残敌的作战指挥道：“用兵不越旬时，渠目几无漏网，而内地各城，安堵如故，鸡犬无惊者，则审机之明，赴机之速，有以致之。”

支持收复伊犁

新疆收复后，沙俄拒不交还伊犁。清廷派完颜崇厚出使沙俄，解决新疆问题。但完颜崇厚迫于俄国威胁，竟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伊犁问题仍悬而未决。当时，刘锦棠坚决主张用武力解决伊犁问题。为了落实武装收复伊犁的计划，刘锦棠立即派人在中俄边界勘测，绘出一幅中俄边界图及草拟了进兵伊犁的计划，一并寄给左宗棠。正是因为左宗棠、刘锦棠等人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坚决反对和积极备战，才使清廷改派驻英、法大臣曾纪泽重新赴俄谈判。

为了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做好反抗俄国武装侵略的准备，清廷应左宗棠之请，于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80年3月1日）任命刘锦棠为“帮办新疆军务”。接到这一任命之后，刘锦棠立即给清廷上了一道密折，表示：在曾纪泽前往俄国谈判期间，一定加紧做好反击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如果俄国拒不交还伊犁，边疆将士坚决合力图之。刘锦棠还“奏请补新军汰疲弱，逐日训练，令士气常新，天山南北有警，即分军喀什噶尔，张深入俄境之势”。仅隔半年之后的八月二十二日（9月26日），因左宗棠奉召回京，清廷上谕以刘锦棠署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样，整个新疆防务及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伊犁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了刘锦棠的肩上。正是由于曾纪泽在谈判桌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以及刘锦棠等人在后方行之有效的武力准备，最后迫使俄国降低要求，改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故时任湖广总督的谭继洵说：“卒使俄归我伊犁者，公（指刘锦棠）之力也”。

新疆收复后，左宗棠与刘锦棠、张曜、金顺等在疆官员“悉心商订”新疆善后事务。刘锦棠以武将兼管文职，能不拘泥于成法，在新疆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善后措施，主要有：恢复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设立善后局，着手废除南疆维吾尔族落后的伯克制；裁汰兵勇，节约军费，巩固边防；在新疆逐步推行清朝律令。他敢作敢为，勇于负责，为以后的新疆建省、改郡县做准备，其功不可没。

刘锦棠在新疆“现办善后事宜，因地施治，宽猛得宜，吏畏民怀，已睹成效”，《光绪朝东华录》称赞其“洵一时杰出之才”，新疆各族军民视其为保卫边疆的“西北长城”。

光绪八年（1882年），清朝正式收回伊犁，刘锦棠请求将新疆设为省，设巡抚、布政使，道、府、州、县都比照内地予以设置。同时，他在新疆整修道路、城镇，设置学校、驿传，兴修水利，广兴屯田。

光绪九年（1883年），刘锦棠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加尚书衔。伊犁收复以后，刘锦棠多次以祖母老病和自己患脚疾为由，申请开缺回乡。但当听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后，他“不禁积愤填胸”，乃于光绪十年（1884年）8月21日上了一道《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请旨率师东下，与之决战，以纡积愤”，并且表示，“臣之脚疾虽迄未痊，而当国家有急，当奋不顾身。”他在奏折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要坚决抵抗，无论陆战、海战，都有取胜把握，要求准其自募6000人东下赴越，抗击法寇。可惜清廷妥协方针已定，拒绝了刘锦棠的请求。9月13日，刘锦棠又上奏请战，再次要求奔赴抗法前线，并且说明并非邀功请赏，只是为了报效国家。清廷又未准允。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新疆设省，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又授兵部尚书衔，仍担任钦差之职。在此期间，他改革新疆原军府制。在建省过程中，将征兵逐步改为防军，规划，建设了全疆的边防，为巩固西北边疆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此时，刘锦棠的祖母年迈多病，因此他多次请求解职省亲，清廷均未允准。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刘锦棠再度提出“解职省亲就医”的要求，清廷这才准假三月，允许他“在任调理”。回乡之前，刘锦棠召集各部首领饮宴，饮罢出行。所经之处，老幼妇孺闻风而至，热情迎送，常常数日不能前进。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刘锦棠再度因病请求解职。清廷加以慰留，再赐其四个月的假日。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锦棠获加太子少保衔，翌年（1890年）初，晋为太子太保。八月，回湘省亲的刘锦棠上奏申请开缺养病。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正式离任，由陶模接任新疆巡抚。此后他一直在籍休养。

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二月，清廷召刘锦棠入京觐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刘锦棠晋封为一等男爵。这时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清廷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湘乡传旨，令其召集旧部速赴辽东，并召刘锦棠入京。为了抗击日寇，刘锦棠抱病启程，刚到湘乡县城，忽患中风，左体偏瘫，于八月己酉日溘然长逝。据说其临终前仍心系中日战事，“呼张俊、董福祥出战”。

刘锦棠死后，清廷下谕褒奖，并“著照巡抚例赐恤，准其于立功省分建立专祠”，于国史馆立传，赐谥号为“襄勤”。次年，清廷又以刘锦棠功在桑梓，命于湖南省城及刘锦棠原籍湘乡县各建专祠，地方官每于春秋致祭。

新疆各族人民对刘锦棠坚决保卫新疆的历史铭刻在心，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俄国武装侵占新疆的帕米尔地区时，广大军民怀念说： “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至此。”

在平定阿古伯叛乱、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刘锦棠按照钦差大臣左宗棠关于“先取北路，后收南路”的作战方针，逐个收复迪化、玛纳斯等北疆各城；攻克了阿古柏重点设防的胜金口、达坂城等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一带；然后出兵南路，先后收复了喀喇沙尔（今焉膏）、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四城；收复了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今喀什）、和田等西四城。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尽，其子伯克胡里在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前夕率残部逃回被沙俄占领的浩罕。收复新疆之役，前后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饱受蹂躏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清军作战，使此次战役出乎意料地顺利。而刘锦棠信任并善于利用维吾尔等族人民提供的情报，善于分化瓦解、捕捉战机、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也是一些重要因素。

刘锦棠用兵，“善遇战士，尤不嗜杀，故人乐为用”。所以，虽然他所率领的西征军将十万里长驱，每个营仅发4个月的盐菜银，也无一人为此而却步。作战中他牢牢掌握“缓进急战”的作战原则。在对敌军发起攻击之前，准备好充足的粮饷，必“亲周视地形”，摸清敌情。进攻时注重奇袭，出敌不意，往往采用长途奔袭，深夜包围的战术，使敌人防不胜防。交战中，他先以枪炮挫敌军锐气，然后以优势兵力全歼敌军。正因如此，清军在从库尔勒开始，两个月的追歼战中，军行“五千余里，未尝亡一裨将，兵威之盛，汉唐开边之臣所未闻也”。刘锦棠指挥的清军进军之神速，使外国人也为之惊叹。包罗杰评论：“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的特点，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军和他的副手们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忍耐力。从曲惠向喀喇沙尔迅速的推进，从那里向布古尔急行军，占领库车、征服者对待平民的宽容，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使这一段战争对中国和它的将军们，特别是对金顺（应为刘锦棠）说来，是最值得钦佩的”。欧洲报纸也发表评论说，中国“用兵可谓神矣！”欧人“军律亦无以过此。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迨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洲一清醒也”。

主词条：新疆置省

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治，往往实行的是军府制，中央政权派驻的官员多为武职，不直接过问当地的民政。新疆行政制度的不统一，不仅危及清廷在新疆统治地位的巩固，而且阻碍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魏源等人已经要求对新疆政制进行改革，实行郡县制，进一步提出在西域建立行省的主张。左宗棠率湘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建省方案再次被提出。左宗棠设省方案的中心主旨是：督抚并设，将镇迪道、哈密从甘肃划归新疆管辖，设新疆总督于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新疆巡抚于阿克苏道设伊犁、镇迪、广安、阿克苏、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5道以及5府，4直隶州，21厅县；保留伊犁将军，将军率旗营驻扎伊犁，统伊、塔旗、绿各营。但清廷一再坚持“惟现在伊犁尚未收复，布置一切，不无窒碍”，只是同意左宗棠“次第筹办”。左宗棠先后六次上奏筹划新疆建省的方案，均未得到批准。

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次年（1882年）清军进驻伊犁。同年四月，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又提出新的建省方案：南疆七城各设一官，暂不设置督抚，保留伊犁将军；将吐鲁番作为南路城池，在吐鲁番以西以南的七城各设一官，“更于喀什噶尔、阿克苏两处各设巡道一员，如北路镇迪之例，皆归钦差大臣统辖”。谭钟麟否定左宗棠所提新疆先设督抚的意见，奏请新疆先设道府州县，将“递设总督”一节放在“如果地方日增富庶”之后，实则与当时清廷在新疆建省问题上的迟疑不决有关。

刘锦棠曾亲率西征军在新疆征战一年多，又帮办、督办新疆军务数年，到过新疆大部分地区，对新疆的情形最为了解。他在谭钟麟上奏后三个月，上《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首指出新疆建省的必要性：“新疆当久乱积罢之后，今昔情形判若霄壤。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固舍增设郡县，别无良策。”同一天，刘锦棠又上了第二道奏折《规划新疆郡县折》，进一步强调说：“现在地利日辟，户口日增，各族渐知向化，诸事均有成效，郡县之设时不可失。”刘锦棠在两道奏折中提出的新疆建省方案是：省会设巡抚一员，驻迪化，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三道：镇迪道由甘肃省镇迪道所辖各州县和安肃道所属哈密合并建成；阿克苏道，辖阿克苏、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库车、乌什等南路东四城各地；喀什噶尔道，辖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和阗等南路西四城各地；道以下设府、州、厅、县。伊犁仍设将军，仅管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塔尔巴哈台增设副都统一员。

在新疆省级建置问题上，究竟如何设抚，刘锦棠在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1882年8月16日）上呈清廷的《新疆各道厅州县请归甘肃为一省折》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首先，肯定了在要不要建省这个问题上他与左宗棠、谭钟麟的意见完全相合。但是，他不同意新疆与甘肃脱钩的意见，其理由有三：其一，在全国各省中，郡县最少者莫如贵州、广西等省，新疆拟设的县不足二三十处，不及这些省的一半多，“其难自成一省也”；其二，新疆与甘肃唇齿相依，是“秦陇之屏障，燕晋之藩篱”，如果仅“以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其势难以自存”；其三，新疆在经济上向来依靠甘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凡筹兵筹饷以及置办转运等，皆以甘肃为根本。即使刘锦棠接替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也需要甘肃督抚的支持，才能“勉强支持”，如果“甘肃大吏稍存畛域之见”，那么边事“已不堪问”。以上三点，是他“与左宗棠等不同者也”。

至于谭钟麟将北路镇迪道及拟设南路各郡县均归钦差大臣统辖一议，刘锦棠认为也不妥。他认为钦差大臣不是国家常设的官职，哈密镇迪道原是他奉旨暂为统辖（刘锦棠时任钦差大臣），现在既议设郡县，就应“熟筹可久之道，不得作权宜之计”。况郡县设定后在用人和钱粮、刑名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窒碍难行之处，未可枚举”。这是他不同于谭钟麟之处。

谭钟麟、左宗棠的方案既然都不可行，刘锦棠便提出：“拟仿照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扎迪化，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厅州县，并请赏加兵部尚书衔，俾得统辖全疆官兵，督办边防。并设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一员，随巡抚驻扎。”也就是说，新疆设立巡抚，但仍隶于兰州的陕甘总督。

有学者评价刘锦棠的这一方案，相对来说，更具体、更现实，其表现在：第一，较好地处理了新疆与内地的关系。刘锦棠提出的建省方案，既排除了谭钟麟类似取消新疆设省，完全归陕甘总督管理的主张，又避免了左宗棠所提出的新疆建省后完全脱离陕甘而孤悬边陲的可能，更便于新疆省的生存和发展。第二，较好地处理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政关系，更加有利于巩固边防。刘锦棠提出新疆建省后保留伊犁将军，但限制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这不仅是为了处理好与满洲亲贵、现任伊犁将军伊尔根觉罗·金顺的关系，而且更是为了使新疆军政分工明确，使伊犁将军专心于紧邻沙俄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防务，以巩固西北边防。与此同时，新疆巡抚统筹全疆军政，可以致力于建省后百废待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没，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尽管刘锦棠提出的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但因为它比较切合当时新疆的实际，所以清廷最后批准了他的建省方案。光绪九年（1883年），刘锦棠奉旨委任南疆各道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到光绪十年（1884年）九月，各方筹备皆妥，户部奏请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以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调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至此，新疆建省终成事实。由于沙俄对边防的压力，全疆行政中心不得不从伊犁东移，将省会设在迪化。嗣后，又经刘锦棠及其后任诸巡抚的调整、增设，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全省共建4个道，下辖6个府、10个厅、3个州、23个县与分县，基本上完成了新疆建省。

新疆建省“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而刘锦棠治新时奠定的行政体制，直到清朝灭亡一直未被改变。

与新疆建省相联系的是伯克制度的废除。伯克制是南疆维吾尔社会长期存在的统治制度。各地以阿奇木伯克为首，下设各种伯克二三十人。他们依仗权势，对维吾尔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徭役制剥削。维吾尔族农民为推翻封建徭役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864年遍及全疆各地的农民起义，对伯克制打击最为沉重，伯克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刘锦棠在南疆各地建立善后局后，曾经委派一些不甘投敌的爱国伯克担任一些差使，却没有赋予他们什么实权。如征收田赋时，只让伯克们督催农民直接赴善后局缴纳，不允许伯克出面经办收取，而且以前一向由伯克全权处理的民政事务，也一概由善后局办理。

刘锦棠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去扶植已经处在没落中的伯克们的权势，建省之后也只让伯克在地方基层政权中担任书吏和乡约。这些措施，都为日后伯克制的正式废除准备了条件。

1887年清廷下令取消伯克制，原先的伯克们的品级和地位大为下降，社会却安定如常，没有出现任何波动。随着新疆省的建立，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的一体化，过去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的种种限制也都不存在了。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到新疆来，加快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锦棠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新疆，尤其是北疆，是清代移民开垦的重点地区，分布面广的主要有民屯、兵屯、犯屯三种。刘锦棠正式奏报了新的屯垦章程，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六十亩，屯民初到时贷给八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籽种，借给七十三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和筑履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额田赋。这种待遇，比一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差，比起咸丰、同治年间却好多了。他还咨照内地各省督抚，鼓励贫苦无地农民来新疆开荒种地。在这以后的一个阶段内，移居新疆的农民很多。他还在南疆东部的尉犁一带开辟了一些新的农垦地区。

按先前的旧例，这类民屯的剥削还是较轻的，兵屯的剥削就重了，最重的是犯屯。所以，兵屯、犯屯的生产历来很不景气。因为勇丁种地都是差使，并不关心收成好坏，各地官员都在哀叹兵屯耗资太多而收获无几。刘锦棠提出变通办法，不再将老弱兵勇派去种地从事兵屯，而是裁兵分屯，将土地分给裁减下来的老兵，依照民屯办法，向政府缴纳租赋。

在英俄两国争霸中亚、觊觎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危急形势下，刘锦棠加强了在帕米尔的防务，增添了新的关卡，修筑了驿站和道路，委派当地首领为千户长、百户长，督率部民保家卫国。

刘锦棠在疆，亦大力发展教育。他“设回疆各城义塾，教育回童”。巡抚新疆后，又“升迪化州学正为府教授”，定迪化府学学额，发展边疆政教。

刘锦棠以武职出身而担当了新疆疆第一任巡抚，虽然任巡抚的时间不长，但也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从收复新疆到包括新疆建省在内的一切军事活动和善后事宜，都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些历史功绩是无法抹煞的。

左宗棠：

周德润：“其余因时制宜，头绪纷繁，尤非凡庸所能臆度，如刘锦棠之雄略，张曜之老成，实胜任而愉快。”

陈启泰：“刘锦棠所部老湘营，精悍绝伦，所向克捷，该侍郎又勇略过人……刘锦棠壮志勃勃，倘得提劲旅以西来，不仅江左藉壮声威，即各路有警，均可资其策应，是不可不豫为筹虑也。”

翁同龢：“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疏勒第一人。”

刘锦棠逝世后，清廷在上谕中说“刘锦棠秉性忠勇，卓著勋勤。遽闻溘逝，悼惜殊深”。后又称赞他“督办新疆军务，运筹决策，悉合机宜。于抚辑民间，创办屯垦事，尤臻妥协。补授甘肃、新疆巡抚。赏加尚书衔，办理新疆善后及地方事宜，均能悉心规划，劳瘁不辞”。

罗正钧：论勋远过姜王（姜维、王愆期），鸟尽弓藏，独有神威留绝域；属幻犹呼张董（张俊、董福祥），人亡邦瘁，不教飞将到辽西。

朱孔彰：“公痛忠壮公之亡，誓平金积堡，戎机由斯而顺。其善抚循士卒也，当鏖战冰天雪窖中，月黑风号，军士多相向而泣；公一巡师，皆如挟纩。故恩威孚于行阵，克奏万里边功，方之汉定远侯，何以加焉？”

谭嗣同：“西域传是兰台一家之书，县度纪师程，铭石还应迈前古。东汉人行举主三年之服，深知惭荐剡，洒绵何止为亲情。”

曹斗宣：“平关外准、回各部万里河山，军府刨开，百战我曾观壁垒。是吾乡曾、左诸公一流人物，将星忽陨，中原谁更任艰难。”

陶模：“新疆文武员弁佥谓俄兵之来，由臣平日无威望所致，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至此。”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从左宗棠立功西陲最名者，湘军中称二刘（刘锦棠、刘典），豫军中称（张）曜。之数人者，投袂攘难，不数月，廓清万里，虽张骞、班超，奚多让焉！”

柴小梵：“锦棠任新疆巡抚，实亦将才。有权略，……凡改建行省诸大政，文襄（左宗棠）初立其基，经营部署，率皆锦棠成之。”

英国人包罗杰惊叹刘锦棠在收复新疆中“非凡的深谋远虑”，“神速巧妙的攻击”。

曾在清朝总税务司中服务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则认为刘锦棠是“最值得钦佩”的人，他在收复新疆中取得的成绩，“可与西方国家统帅们最光辉灿烂的功绩相比拟”。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称赞刘锦棠为“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

刘锦棠本名为显谟，职名为锦棠（通称），字毅斋。因作战勇猛、行军神速，故有“飞将军”“刘大闯”之称。因谥号“襄勤”，故后人称“刘襄勤”。新疆本地民众又称他为“刘角帅”。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刘锦棠率湘军二十四营追剿阿古柏，连克达板城、吐鲁番、托克逊，大军直指喀喇沙尔。军行不远，只见前方漫流泛滥，阔达百馀里，深处没顶，浅处也及马背。原来投靠阿古柏的白彦虎残部，自知无力抵御清军，即抢先劫掠百姓粮食，决开都河水以阻清军。

清军面临泽国，人困马乏，军粮断绝，将士饥肠辘辘，几成饿殍。刘锦棠焦忧万分，彻夜难眠，遂带几个亲兵巡至河边，察看水势，见水泊之中，浮游着许多四五尺长的黑色水蛇。刘锦棠见状，灵机一动，即令亲兵动手捉来几条，斩头剖腹，盐水煮食，其味甚鲜。随即传令三军：“此为西域黑鳝，与湘乡黄鳝同类，乃天赐军粮，可迅捕捉。”军士闻之，一扫愁云。三湘子弟大多熟习水性，踊跃逮蛇，烹食果腹。由是气力恢复，兼程进军，在当地百姓的引导下，渡泽国，绕洪流，于库尔勒又掘得窖粮数十万斤。三军开颜，兵强马壮，趁势猛追阿古柏，一鼓作气，七天之内，连克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南疆东四城全部光复。

（表格参考资料）

刘锦棠的作品被辑为《刘襄勤公奏稿》16卷（又作《刘锦棠疏稿》）。奏稿共计十六卷，涉及大量关于新疆的内容，是研究新疆历史的重要文献。

此外还有《罗长佑战绩事实》1卷。《湘潭历代楹联选》收录有其作品《挽曾国藩》《杭州蒋果敏公祠》。

《中兴将帅别传》卷20《刘襄勤公锦棠》

《清史稿》卷454《刘锦棠传》

刘锦棠故居“公保府”位于湖南省湘乡市山枣镇城江村，刘锦棠在这里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后回籍养病时居住于此。现尚存靠近后花园的一处偏房。

新疆乌鲁木齐六道湾山梁上，有一座直径12米、高8米的圆柱形碉堡，正面拱门上石刻“一炮成功”，它是光绪初年刘锦棠率部击溃阿古柏，收复乌鲁木齐的历史见证。而新疆也有刘公祠以纪念其收复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