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使来华，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叩祝万寿”。在国书中，英王要求“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来华做买卖的商人。英使臣首次觐见中国皇帝，就提出派人驻京的要求，这在中国皇帝看来，是断然不能接受的，按照清朝定制，西洋人不能随意在京定居，除非是来天朝“当差”的。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他们被允许进京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凡外藩使臣到京，译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如果同意英国派使臣驻京，这就意味着要“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那是“断不可行”的。乾隆帝在赐英吉利国敕谕中，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马戛尔尼见没有达到目的，又以书面形式提出要求。从乾隆帝第二封敕谕的内容看，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请求英国货船将来能到浙江、宁波、珠山（舟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2、请在天朝京城设立商行，收贮货物发卖；3、请求珠山附近小岛一处，以便英商停行，收存货物发卖；4、请拨给广东省城附近小地方一处，供英商居住，或准许在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5、请求英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6、请求确定船只关税，以便在粤海关以外地方照例上税。

乾隆帝在敕谕中，断然驳回这些要求，强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西洋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应按历来定制，在澳门居住，通过洋行发卖，其出入往来，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察，船只货物仍在粤海关按例征税。如果英国商人违反禁令，将货物运到浙江、天津地方上岸交易，“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此外，乾隆帝还重申西洋传教士不得在华妄行传教。

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英王乔治三世曾于1795年致信“天朝大皇帝”，“多谢大皇帝赏脸与贡使及随从人等”，一再表示“我彼此虽隔重洋，但俱要望通国太平无事，百姓安宁，是以彼此都要通好，相依相交。”乾隆接到信后，甚至复函英王，对他的态度表示“高度称赞”，并且表示：“如果在我把国政交给我儿子后，有信给我，我将把它转交给下任皇帝处理，由他处理有关外国事务。” 可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英王所许诺的那样“彼此通好”、“相依相交”。

进入19世纪后，英、法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日益激烈，波及到中国海域。1802年，英国的6艘兵船以法国欲占澳门为由，进入鸡颈洋，意窥澳门。1808年，英10艘兵船在安南失利，借称大西洋地方被法兰西占据，闯入鸡颈洋西，并强行在澳门登陆。英国兵船这种无视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给中英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在反法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的英国，又一次把中英关系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们鉴于马戛尔尼访华没有达到目的，决定再次遣使团赴京。这一次，出任正使的是英王待从官阿美士德，任副使的是当年随马戛尔尼进京、后一直留居澳门、通晓汉语的斯当东。此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对中国情况有相当了解的威利·依礼士、马礼逊和德庇时也分别任第二副使和翻译。他们乘坐5只船，仍循马戛尔尼上京的路线,经舟山、进天津。尽管这次使团的成员中有几个“中国通”，但是，他们的运气甚至比不上马戛尔尼。由于负责接待的工部尚书苏楞额没能说服英使入朝时行中国礼，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先是谎称使臣演习礼仪“尚能成仪”，而当嘉庆帝下旨传见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说正、副贡使均病倒了，不能进见，以致嘉庆帝因英使“无礼”而发怒，下令即日遣使回国。次日，嘉庆帝知道有些事情是由于和世泰撒谎造成，于是又下令酌收贡品，仍赐英王珍玩数件。嘉庆帝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的“祝寿”中得知英人远涉重洋必有所求，又目睹近年英人“冒犯天朝”的行径，为了避免英方再派使团进京，让使团带回一封致英王的敕谕。敕谕中称：“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就这样，嘉庆帝把中英官方接触的大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就在英王冠冕堂皇地两次遣使来华期间，东印度公司卑鄙地对华发起了一场商战。为了扭转用白银购买中国物产造成的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采取了三角贸易的方式，先用英国的棉毛织品换取北美殖民地的小麦等商品，然后将这些商品运往印度，在那儿换取鸦片，再运往中国。特别是对孟加拉等殖民地所产鸦片实行专卖、并进而垄断鸦片的制造和贸易后，东印度公司更是变本加厉地扩大对华的鸦片贸易。这种不仅摧残人的肉体、而且扼杀人的灵魂的鸦片贸易，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在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已先后颁布过禁烟命令。1796年，刚刚登基的嘉庆帝宣布禁止鸦片进口。次年，再次重申禁令。东印度公司不得不表面上停止了在广州的鸦片贸易，但暗中却进行鸦片走私。

1816年，清政府颁布《查禁鸦片烟条规》。1821年道光皇帝登基后，朝野上下，禁烟呼声愈来愈高，地方政府也越来越严厉地惩处鸦片走私案。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鸦片的继续倾销和白银的大量外流。1833年，英国国会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此时，清政府没有意识到中英关系正面临着新的变化。粤督卢坤甚至“误听洋商言，以英公司虽散，而粤中不可无理洋务之人，遂奏请饬令洋商寄信回国，仍援前例，派公司大班来粤管理贸易。”英政府借机单方面将中英关系“升级”，派律劳卑于1834年以商务监督身份来华。律劳卑由于未经通报闯入省河，被押回澳门。1836年，义律来粤继任商务总监。所谓商务总监，实际上是英政府派驻广东的使节，不仅监督商务，而且肩负保护英国侨民、对华交涉讼事的任务。如果说，东印度公司只是商业组织，其活动代表的是商人利益，那么，商务总监则是官方的代表，其一举一动已经完全属于政府行为了。1838年，为了迫使中国放弃禁烟政策，在义律的要求下，英驻印度海军司令马他仑率军舰进入中国海域。这表明，英国殖民主义者已撕下了最后的面纱，准备用武力实现外交和商务上没有达到的目的。2年后，鸦片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堂堂的满清大国被“英夷”打败，从此充当了被动挨打的角色。由于屡战屡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及其它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英国一步步在中国取得了香港岛、南九龙以及新界的大片土地和其它许多特权，200多年的梦想成真；中国却因此从一个封建大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皇朝以“天朝”自居的传统观念及“怀柔”政策遭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

中英早期关系的发展，自16世纪初到鸦片战争爆发，经历了200多年。在此期间，国际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英国，重商主义政策使商人和贵族投入大量财力，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事业，从而迅速地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实行“朝贡”制度和“柔远”政策，同样是建立在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前提下的。一个是西方殖民帝国，另一个是东方封建帝国，两者之间根本不可能进行平等对话。

英国于1950年1月6日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中英关系正常化的势头，之后英国在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追随美国，使得中英外交关系长期停留在代办级。但英国在具体做法上又不同于美国，英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给美国对华“禁运”政策打开了一个缺口；英国政府宣布台湾属于中国，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60年代初就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但是英国又投票赞成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列为“重要问题”，需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的美国提案。

随着中英关系主要障碍的逐步清除，尤其是中美外交关系的改善，中英双方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样中英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只剩下香港问题了。197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曾提到收回香港问题，希思也表示希望香港能平稳交接。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未能看到这一时刻的到来，历史的重担落到了邓小平身上。从1982年起，邓小平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外交进入了独立自主的新阶段。1983年7月中英双方开始了围绕香港问题的建设性谈判，在1984年终于达成协议，两国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7年6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当时的英国王子查尔斯共同主持了举世瞩目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香港的回归为中英友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变成了现实，中英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英之间再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英双方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在维和、裁军、环保、打击毒品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以1998年布莱尔首相访华为标志，双方决定建立新型伙伴关系。1999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英国，受到英方高规格接待。这都为中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活力。

1997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就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之后多次表示要与中国开展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1998年10月7日，布莱尔首相开始了对中国的5天访问。7日，布莱尔首相和朱镕基总理共同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声明写道：“双方认为，现在正是揭开中国与英国关系新篇章的良好时机。双方同意，上述声明应成为增强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的框架。双方期待着充分扩大这一伙伴关系所提供的契机，共同努力，迎接共同面临的新世纪的挑战。”布莱尔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首先，这种关系涉及到贸易和经济关系。其意义比这要深刻得多。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合作，例如安理会，还有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尽力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4年，中英两国从“全面伙伴关系”迈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15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开局之年，也是中欧建交40周年。中英关系和中欧关系发展面临继往开来的重要机遇。英国是欧盟重要成员国，中英关系同中欧关系相辅相成。

2015年10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举行会晤，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这个历史性的会晤铸造了中英关系史上又一座新的里程碑，意味着中英关系再上新台阶，在诸多领域实现重要突破。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鼓励其继续积极致力于中英友好，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作出贡献。

2022年3月13日，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主办的媒体活动——“50年·新启航：寻找新时代的破冰者”大型融媒体互动节目正式启动。

2024年3月2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梅睿孟。

2021年11月12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00亿英镑，协议有效期五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14年，中英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800亿美元，中国自英国进口额5年内增长了两倍。中英双向投资增长迅猛。过去3年，中国对英国投资年均增长71.7%。2014年，英国对中国投资同比增长87.6%，增速位居欧盟大国首位。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是世界经济血液循环的一个重要泵站。加强同伦敦的金融合作，肯定是互利双赢的选项。中英两国金融合作起步早、发展快、潜力大，走在各领域合作前列。近年来，两国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国在伦敦设立人民币清算行，英国成为亚洲以外首个获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初始额度的国家、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的西方国家、首个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主要发达国家。这是双方合作的一大亮点。

伦敦早在2012年就正式启动了“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经过几年发展，伦敦已经成为最具活力和最重要的人民币交易中心和离岸人民币市场之一。2014年，伦敦的人民币外汇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43%，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200亿元，同比增长37%。只要条件具备，中国愿意积极考虑加强两国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伦敦可以发挥金融领域的独特优势，在中国金融市场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英国是中国在欧洲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英双边贸易额1033亿美元，其中中国对英出口815亿美元，自英进口218亿美元。截至2022年底，双向投资存量510.2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在华投资291.7亿美元，中国企业对英国投资218.5亿美元。

目前已有超过500家中资企业落户英国。两国经贸合作呈多样化发展趋势。英在中国优先发展的交通、能源、化工、机械制造领域及信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是中国机电、纺织、化工、金属制品、服装以及初级产品的重要市场。2016年2月，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2次会议在英举行，成立中英地方合作联合工作组，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建立的首个地方经贸合作机制。2018年8月，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英镑的中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在伦敦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英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发行30亿元人民币主权债券，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2015年3月，英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10月，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决定将双边本币互换规模扩大至3500亿元人民币/350亿英镑。中方决定在伦敦发行中国之外首支人民币主权债券，并发行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2016年5月，中方在伦敦发行30亿元人民币主权债券。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00亿英镑。

中英自2012年起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迄已举行五次会议，最近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在伦敦举行。两国签有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和20多项科技合作对口协议或备忘录。2018年11月，中英科技创新合作联委会第9次会议在英举行。

两国文化交流活跃。2015年中英文化交流年期间，双方先后在对方国家举办以“新世代”为主题的“英国文化季”和以“创意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季”。2016年，双方举办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2018年2月，“秦始皇和兵马俑”展在英国利物浦国家博物馆举行。2019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等在英举办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演出。

英国是较早同中国开展教育合作交流和接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2020年，英成为中国留学生第一大海外去向国。在英现有30所孔子学院和164间孔子课堂，数量居欧洲国家之首。2022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气候变化问题复信英国弗朗西斯·霍兰德学校小学生。

2019年，中国首站赴英游客77.12万，创历史新高。英来华旅游人数60.8万人次。英在华推出多项签证便利化措施。2016年1月，双方宣布为从事商务、旅游等活动且符合条件的对方国家公民颁发2年有效、多次入境的相应类别签证。

两国已缔结友城（省、郡、区）关系69对。中国在英设有3个总领馆（曼彻斯特、爱丁堡、贝尔法斯特），英在华设有5个总领馆（香港、上海、广州、重庆，武汉）。

中英在卫生、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保持良好合作。2008年1月英首相布朗访华期间，双方决定启动中英卫生创新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和制定面向2012年奥运会合作计划，签署《中英两国政府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可持续城市的合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9月和2013年12月，中英两国卫生部门两次签署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11月，双方续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可持续城市的合作谅解备忘录》。2014年6月，两国发表《中英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近年来，中英两军保持交流合作。双方自2002年起建立防务磋商（2010年改为防务战略磋商）机制，迄已举行9次，最近一次磋商于2023年6月在英召开。副总参谋长熊光楷（2002年）、总参谋长梁光烈（2004年）、总装备部部长陈炳德（2005年）、海军司令吴胜利（2007年）、副总参谋长马晓天（2010年）、副总参谋长章沁生（2011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2016年）、空军政委于忠福（2018年）先后访英。英国防部长胡恩（2004年）、海军参谋长班德（2008年）、国防副参谋长查普曼（2009年）、国防参谋长斯特拉普（2010年）、国防副参谋长霍顿（2011年）、空军参谋长道尔顿（2011年）、海军参谋长斯坦霍普（2011年）、国防副参谋长彼奇（2014年）、海军参谋长琼斯（2018年）和空军参谋长希利尔（2019年）先后访华。

华人移民英国已有200多年历史。目前中国在英华侨华人逾70万，70％来自香港，大多集中在伦敦等主要城市，其中大伦敦地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