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白智立将“中等收入陷阱”的三大特征总结为：（1）经济发展较乏力，不能进一步得到发展；（2）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扩大；（3）环境问题比较严重。

“陷阱”范围的界定

世界银行在1989财年建立了一套以人均国民收入为衡量标准的国家分类体系，世界银行将收入划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四个档次。其中，高收入国家的起点在1987年是600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在480至6000美元之间，同时又进一步以1940美元为界限分为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480美元以下则被列入低收入国家。通常中、低收入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

实际上，这一分类标准每年会参考通胀进行调整。根据2023财年最新的调整结果，2021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3205美元，中高收入国家是4256美元，中低收入是1085美元。按此标准，在世界银行统计的217个国家和地区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有87个，中高收入有54个，中低收入有54个，低收入有28个。中国1998年起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19年人均收入水平超过10000美元，2022年则达到了12741美元，距高收入国家标准仅有一步之遥，发展势头从来没有停歇。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0美元—12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2、在发展中经济体发现自己卡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和成本竞争力下降的中间，无法与高技能创新的先进经济体，或低收入低工资的经济体在廉价生产制成品上相竞争，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更加成熟，经济运行体系更加稳定，经济增长动能更加常态化，这样高水平经济体系的运转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和起伏。相反，如果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之间就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在动能波动中出现兴衰的交替。

按照人均GDP划分

按照发展历程划分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20世纪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

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将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一是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发展停滞是一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显著特征，当中等收入国家GDP增速不断快速下台阶，则需要警惕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在加大。

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增长。本质上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主要依靠生产技术与效率的提升，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将相对有限。若一国在尚未进入高收入阶段，而劳动生产率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滑时，则可以认为该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资本积累放缓或下滑。制造业扩张和升级需要投资的支撑，但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内的国家由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强、居民风险偏好低、外商投资波动大，导致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偏低，无法完成积累足够的资本实现产业升级。

四是产业升级停滞或倒退。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过早的“去工业化”，具体表现为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之前就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常常伴随着产业升级失败，中高科技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停滞或下滑。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中国为例，需采取以下举措）

发挥政府战略导向作用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决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以亚洲为例，成功跨越“陷阱”的大多是政府作用明显、经济决策高度集权的国家，而那些放弃政府应有作用的，反而跌入“陷阱”不能自拔。菲律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30年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经济体制完全照搬美国，资金和政策严重依附IMF、世界银行等外国势力。菲律宾政府作用疲弱，未曾制订明确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经济长期衰退、社会动荡，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战后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官产学一体、银企相互渗透，在短短二三十年里，经济实力迅速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韩国政府在60年代初形成以高度集权化为特点的经济决策模式。新加坡政府在西方看来现在仍然是一个政府相对集权的国家。中国的国情和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证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保持自身特色、跨越发展陷阱。

推进城乡二元市场改革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治理制度、户籍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城乡分割。成功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要统筹推进人、地、钱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城乡户籍、农村土地产权、城乡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税收制度上要有所突破，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深度城市化进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推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必须依赖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局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

将改革驱动作为各项应对措施的主基调

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秩序进行深度调整。为了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大国已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牢固树立经济增长依靠“改革驱动”、“效率驱动”的观念，以改革对接开放、对接全球化的规则和机制，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内生增长的轨道。

1、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将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在中国，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带来的其他压力和不平衡，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危机前增速低于2%的若干经济体，投资相对较弱，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些经济体，集中精力强化投资环境和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关键，让企业得以找到新的竞争优势。

2、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布拉姆巴特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3、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自1997年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此外，尽管各国在危机后一直致力于加强金融和银行业，但很多经济体有必要加快这种努力的步伐。

4、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尤其是在改善治理和投资环境方面；发展更加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包括面向穷人的信贷渠道；开放服务业贸易；促进教育体系发展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强调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报告还研究了包括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内的东亚小型经济体。部分由于商品价格上涨，这些经济体中有些已出现增长率回升，但政局不稳和社会紧张状况仍然危害着部分国家的发展前景。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以色列、“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拉美地区还有许多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比较分析成功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特征，对总结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

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

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

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

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